一百四十年來，有大約二百位修士先後來過香港。
「1860年初，本地天主教教會發現有必要進行教育工作，於是開辦聖若瑟書院，1875年又千方百計請來喇沙會的修士。」第一批只有六人，「初時供澳門葡籍天主教教徒就讀，後來中國人有興趣，也可以入讀，漸漸演變至今。除了牧師、神父、主教，香港還有修士。像修女一樣，在香港只剩下幾位，還堅持集體生活，放棄本名，全心專注辦學工作。
百德修士（Brother Patrick）是其中之一。他年近七十五歲，於1964年來到香港，被指派到聖若瑟中學當教師，二十九歲就當上校長，到中大學習兩年廣東話後，1990年轉到喇沙中學當校長，退休後任校監，現仍居於校舍，負責編纂雜誌 《Gateway》，整理喇沙會歷史。
日本侵華時期的修士
在他們古板嚴肅的修士袍之下，是一具具有溫度的血肉之軀。
談到學校修士的古仔，百德修士頓時眉飛色舞，連語調都被過去的風雨沾染，變得柔軟不已。
二戰時，日軍侵華，兩校修士被疏散到馬來西亞，有些取道中國去了越南，也有些去了緬甸的喇沙會中學。戰爭中的修士，命途多舛，其中十六名修士在馬尼拉被殺，成為殉道者。
他整理資料時發現很多值得一記的事。雅各伯修士（Brother James Dooley）二戰時正好在馬來西亞學校裏執教鞭，忽然連同八九位修士，遭日軍逮捕，在田裏罰站，對面是一排中國人，日軍先將中國人綁起來，鞭打、毆打，最後射殺。日軍宣布：「這就是你們的下場，you are the next ！」豈料一輛軍車停下來，步出高級軍官，一來就大聲問：”Who are they? Catholic priest?”他們連忙答是，軍官隨即揚了揚手，示意將他們鬆綁。修士險死還生，但沒有人知道軍官為什麼要放過他們。
同一時期，又有一班修士在叢林中紮營流放，整整三年，飽受蟲患，形銷骨立，其中兩位死於登革熱，巴特利修士（Brother Patricius O’Donnovan）捱過非人生活，偷偷寫下日記，避過日軍耳目，戰後出版回憶錄，用苦中作樂的語調記下當年掙扎求存的生活點滴，就像電影《一個快樂的傳說》的父親用幽默的方法來「解讀」集中營的殘酷現實一樣。
「活過戰亂的修士，所有人都有極佳的幽默感。」
日佔時期，聖若瑟中學被日軍改為研究所、監獄等軍事設施，有三位修士留下來，卻沒有日軍糧票，靠鄰舍施捨度日。對面開了一間日軍學校，有一名修士竟與侵佔校舍的日本人校長發展出一段非比尋常的友誼，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談。「大家都體諒他要保住校舍，我猜測其實有好多好多受良好教育的日本人是被迫參戰。」
修士與香港教育
每一位修士，在百德修士口中，都是性格巨星。
艾瑪修士（Brother Aimar Sauron）是一個做事風風火火的修士。1918年汕頭發生七級地震，香港受到波及，書院屋頂倒塌，只好借用德國俱樂部，解燃眉之急。他每天到九龍四出物色合適地皮，最後看中界限街以北一幅較便宜的用地，馬上花了12萬港幣買了下來。建築風格如法式寄宿學校，有宏偉的圓頂；怎料二戰後三年，竟惹來英軍垂涎，被徵用作軍事醫院，明明說好徵用一年半，結果一借不還，喇沙師生被迫在漏水的木屋裏上課，當中竟包括李小龍，這是後話。
加斯恩修士（Brother Cassian Brigant）是一個據理力爭的修士，更是學校的守護者。他屢次上訪英國議會，又在本地報章口誅筆伐，終於逼使英軍歸還校舍。奈何多年沒有維修，1977年，校舍需要重建，忍痛把地皮讓給李嘉誠，換取建造新校舍費用，舊校舍變成今天的碧華花園。
至於造型最獨特的修士，要數1957年的校長畢列登修士（Brother Brendan Dunne），百德修士對他的評語為「非同凡響」。他總是咬着一根煙斗，亂丟火柴，而且是出名的「吹水王」。犯錯的學生踏入校長室，輕輕告誡”better not do it again”，然後就聊天，天南地北，請吃糖果，甚至分享手裏的啤酒。奇怪的是，學生竟少有再犯。百德修士評價這位修士校長時說：「太好人是他的弱點。」但接着又說：”Kill them with kindness”；可見好人未必是弱點，反而是一件武器。
問修士的教學心得，百德修士說：「教懂一句句子，再教懂寫一個段落，一次又一次，直到學生寫好為止。」這個教學心得，代代修士相傳，至今不變。
當然，好人遇上劣徒，可能真的「無符」。李小龍當年就讀喇沙，常常打架，被當時校長逐出校，但他仍常常回來探望，仍然自稱喇沙仔。「想是患了過度活躍症。」百德修士語帶同情。喇沙知名的學生很多，比修士校長都要知名，如白先勇、黃霑和曾俊華，對修士來說，”They are boys no matter what.”
提到教育，對學校後來發展影響最大的，可能是賀文修士（Brother Herman Fenton），他是一個「擇善固執」的人，最厲害的地方是「左耳入右耳出」。百德修士指出，若不是他固執，不顧當時校內反對，六十年代窮人就沒有讀夜校的機會，他又排除萬難開辦陳瑞祺（喇沙）小學……
修士故事說不完，值得一提的，還有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由東北逃到香港的Paul Sun修士，建立了聖若瑟英文小學和中學；還有艾瑪修士聘請的馬來西亞教師，開辦了華仁書院，專門收香港本地學生……
修士在香港扎根，漸漸枝葉繁茂，組成一個巨大的教育網絡。
每天為逝者禱告 每天念記同袍
喇沙會修士聚居在喇沙書院和聖若瑟中學，過着集體生活，規律平板。每天早上4點多起來祈禱，一同吃早飯，精神好會到校門前跟學生打招呼，然後進行教學工作，午餐後待在房中直到兩點鐘，5點多就吃晚飯，早早休息。
「像化石標本。」百德修士大笑說，沒有人像他們這樣生活了。什麼都共同分享，所以 根本不需要個人戶口。百德修士直到要領取生果金，才第一次申辦銀行個人戶口。喇沙書院頂層一度住滿修士，如今十室九空，只有數間住了修士，有種寂寥感。兩校以往加起來共有近三十位修士，現在只有九位，每校只有一兩位修士仍然活躍。許多修士，離世後埋葬在香港天主教墳場。
1977年9月3日，百德修士見祈培修士（Brother Gilbert）缺席了晨禱會，於是跟另一位修士跑到房間裏找他，推門一看，裏面是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原來祈培修士昨晚心臟病 發不治。那是他第一次直面修士離世，之後活過一年又一年，在喪禮上送走一位又一位修士。他們活着，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更崇高的目的，他們連自己的家鄉也放棄了，死的時候都在他們服務的異國。人總有一死，「我仍然非常想念他們。」
幽暗的小聖堂內，他跪着虔誠禱告，修士祈禱手冊內詳細列滿曾在香港服務的喇沙會 修士的生辰死忌，書簽印着十多年前他過身親弟弟Tierney的生平。他每天為在天國的先行者禱告，行禮如儀。 「他們永遠長留我們心裏，」百德修士眼泛淚光：「每一天。」
追蹤 是一種思念
研究歷史是百德修士緬懷過世弟兄的方式。2002年，編纂雜誌《Gateway》，想談修士故事，才驚覺：史料呢？
「你知道單身男人住在一起，就只是忙於工作，最多互相嘲弄取樂。」於是從頭搜集資訊，反而發掘出朝夕相對也未曾提過的故事：從逝去的修士護照上發現本名；從遺物中一本小冊子，發掘出雅各伯修士在馬來西亞被囚禁的故事；遺留的照片中可見修士多才多藝，巴特利修士既是詩人，又是樂手，同時喜歡研究香港的動植物生態，還留下一本本相關的剪報和手記……
他偕同教師譚健國花了十年時間，埋首整理，從房裏堆積的一疊疊資料，逐個爬梳、分類，至今累積成一個個大型檔案櫃，裏面藏有超過二千份文字紀錄和五千張老照片。以往沒有保育意識，許多遺物被丟棄，他四出尋訪，不惜飛至馬來西亞等地，訪問還在生的人作口述歷史，詢問每個人有沒有保留以往修士遺下的物品。最早的照片，可追溯至聖若瑟書院1909年的大合照，是舊生專誠從外國小型拍賣會上競購回來。
「每次喇沙舊生聚會，常常話當年，原來他們對歷史也有同樣的興趣，結果一呼百應。」百德修士說，舊生聚會老是細數哪年被哪位修士教過。「他們的歸屬感很強，渴望感到是”a part of the whole”。
「在過去一百四十年，我們非常受眷顧（blessed），被指派坐飛機到香港，所有人都對我們這麼好。
「我不害怕離開這個世界，經過太多喪禮，已習以為常，最傷心是沒有接班人，過去三四十年，一直沒有人接替死去的人，很少人想當修士，專注教育工作。」他一直為學校傳統的存續擔憂，「修士的正面存在 （presence）對學生非常重要。」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當修士慢慢消失……
發展國家願意做修士的人愈來愈少，以往的修士來自法國或愛爾蘭，現在也有從菲律賓來，許多修士不出國，寧可先顧好本土教育。喇沙書院在2004年打破建校傳統，有了首位非修士校長，2010年再獲指派賀敬修士（Brother Steven Hogan），任職校長六年後回到澳洲。
「倘若有朝一日，沒有修士的一天來到，我只希望經過一百四十年的努力，種子已經播下，總有些東西能夠留傳下來。」百德修士說。
翻出一段軼事，以往彭亨利修士（Brother Henry Pang）住在大門旁的房間，人人叩門，皆誤認他為菲力士修士（Brother Felix），後者過身，曾幽默一言：「如果要為他寫一句碑文，我會寫：Brother Felix is not here, he’s upstairs.」
從地上來，從天上去。
(舊照由喇沙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