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人物】 南京大屠殺八十周年之後 歷史誰來護守 ─  熊谷伸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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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人物】 南京大屠殺八十周年之後 歷史誰來護守 ─  熊谷伸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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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面鏡子,隨歲月舖滿塵埃,眼前真實的自己漸漸朦朧起來。「自己」沒有憑據,容易被「有心人」改變自己。事實上,歷史上總有一班野心家,無知之徒對於篡改歷史的工程蠢蠢欲動。

1945年昭和天皇一紙《終戰詔書》,標誌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條件投降和同盟國在太平洋戰場的勝利。然而七十多年過去,戰爭遺留問題包括:北方領土、慰安婦問題、南京大屠殺和對歷史的態度等,不斷被探討並始終影響著日本與鄰國關係。戰後日本對國民奉行「和平教育」,否定戰爭,但沒有叫國民勇於面對歷史。1995年開始,一班士兵鉅細無遺的記下自己行軍的所見所聞,並自資發行刊物,甚至出庭指證日軍製造慰安婦的制度,多年來遭受日本右派打壓。到了今天,老兵逐一離世,日本國內仍有一班守護歷史的年輕人,協助將史實公諸於世,勸世人勿忘歷史。

時值南京大屠殺80週年,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日本作家、《世界》雜誌副總編輯熊谷伸一郎先生發表題為「戰爭回憶與責任——日本和平主義走向何方」的演講,講述其探訪日本老兵、揭露侵略歷史的歷程,呼籲和平並寄予香港的橋樑作用。熊谷伸一郎廿年來訪問了近百名老兵,是關心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問題的新聞工作者。

和平、反戰始於《世界》

要問是什麼造就了熊谷伸一郎致力於揭示戰爭真相,還從他就職的岩波書店和《世界》雜誌說起。岩波書店以出版學術書籍和文學經典聞名,最著名包括刊行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說《心》、《漱石俳句集》及在其身故后出版了《夏目漱石全集》。由於關注思想文化,戰前岩波書店主張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反對戰爭、力主和平。作為岩波書店旗下一本言論雜誌,《世界》首位主編吉野源三郎也秉持這一主張,並積極宣揚反戰。

去年12月出版《世界》,「南京事件」是雜誌主要的專題報道,熊谷伸一郎說反響不太,無讀者責罵,亦沒有電話騷擾。
去年12月出版《世界》,「南京事件」是雜誌主要的專題報道,熊谷伸一郎說反響不太,無讀者責罵,亦沒有電話騷擾。

熊谷先生介紹,戰前的日本並非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在一片備戰環境中,反對戰爭等同於反政府,會因此付出相應的代價,如判刑、坐監;而就出版業來說,將遭到不獲紙張配發的打擊。一方面,編輯受到逮捕、拷問,另一方面,反對戰爭這種「反政府」的言論在民眾中也難獲支持,岩波書店的和平主張在戰爭後仍然舉步為艱。但這種和平的思想傳統和戰後面向大眾的刊物風格深深影響了熊谷伸一郎,令其看到言論自由的珍貴——對民眾生存及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義。戰爭過去七十多年,看到民眾開始對和平的態度變得有些淡薄,熊谷伸一郎開始尋訪老兵、還原歷史。

著書記史 拷問人性

「士兵們老了,更多的已經離世,如果現在不去傾聽他們,以後便少有機會了。」

促使熊谷寫下《金子的戰爭——一個日本老兵的中國戰場記憶》,亦努力訪問百位士兵的兩大原因:一是,為何一個普普通通的市民到了戰場上會變成無惡不作的殘暴士兵?二是,這些犯下罪行的人戰後將何去何從?

與從前閱讀到的、描述戰爭如何殘酷的章節不同,初次見面時,日本老兵金子安次在熊谷眼裏就是一個同普通市民沒什麼兩樣的人,由此他心中生出第一個疑問:戰場之上,人性如何被磨滅?

書中,金子講述了自己親歷歷史的故事:作為新兵,首先要接受刺殺訓練,令這一班普通市民「進化」成殺人不眨眼的士兵。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受到「俘虜非人」的教育,並被要求親自動手進行殺人練習。在那種與和平社會完全相反的秩序裡,殺人會得到讚美,而反抗上級命令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其次,在《水井和故事》一篇中提到,並不是只有敵軍才被視作敵人,戰爭境遇之下,平民甚至婦女兒童與老人都不得倖免……

金子提及,入村最快屠殺老弱婦孺的方法,拋他們進入深深的井。當拋了媽媽落井,兒子大多喊着「媽媽」踏櫈子,自投井內…..,然後日軍投放炸彈落井,以防敵方活口。

戰後,金子作為戰敗國士兵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關入撫順戰犯管理所。但是,這就是那些侵略者的戰後之路嗎?由金子的故事可以看到:顯然不是。關入戰犯管理所的金子並未幡然悔悟,他真正認識戰爭、被自己的暴行刺痛是在其返回日本、生養兒女之後。在次女的一次生病中,他看到孩子對父母的信賴與依戀,此後才推己及人、反思人性,悔悟自己曾對那些所謂「敵人」的婦女和兒童犯下的罪行。

日兵自資刊物 自述惡行

「你好,我叫金子安次。」200012月金子先生去到千代田會館召開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由他的口中親證慰安婦的存在。早於1995年,金子先生與其他老兵自資出版刊物,憶述當年軍人惡行,刊物落在當時的少年熊谷伸一郎手中,熊谷覺得他們很勇敢,於是在刊物上找到聯絡,接電話的正是金子安次先生。往後十多年,熊谷伸一郎開始訪問他們,並訪問內容放上網站。

熊谷伸一郎十多年追蹤式訪問金子安次,寫成《金子的戰爭——一個日本老兵的中國戰場記憶》,金子安次於2010年離世。
熊谷伸一郎十多年追蹤式訪問金子安次,寫成《金子的戰爭——一個日本老兵的中國戰場記憶》,金子安次於2010年離世。

當年是二戰結束五十年,但對於很多日本的年青人,戰爭仍然是一片空白。儘管熊谷伸一郎的父親在中國東北三省長大,爺爺在戰爭中死去,家人不提,整個國家對於戰爭只是片面的提倡和平,過去歷史甚少提起。熊谷伸一郎第一次認識戰爭的殘酷,是來自小學時代、1988年高畑勲製作的《再見螢火蟲》。《再見螢火蟲》是八十年代末喚起日本新一代「記着歷史」的分水嶺。

「去到小學年代,學校奉行『和平教育』,基本上教曉我們戰爭就是不可以的,完全沒有辯論的餘地。」熊谷伸一郎說。

歷史由誰去守護

戰後五十年,1995年國內開始討論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的問題,金子安次與其他說真相的軍人不斷被攻擊。日本右派說他們說謊,甚至指一些惡行諸如強姦婦女是士兵的個人操手問題,更提出「南京大屠殺根本不存在」等等,可是一切論點在國內根本站不住腳。「軍人向投降的中國人當作集體刀槍的訓練,大屠殺,慰安婦的存在等等,根本難以抹去。但他們(士兵)沒有講,就不能成為歷史。」

去年12月《世界》雜誌出版南京大屠殺的專題,民眾與右派的關注度大不如前,以前每逢出版有關題目,定必受到電話騷擾「招呼」,警告他們「不要刊登」,今日已變得平靜。除了像熊谷伸一郎的記者,還有一批日本文化人每年舉辦「守護南京‧史實電影節」,播放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熊谷伸一郎說辦這種活動,大會要有一定的勇氣。「題材涉及天皇,以前有些極右份子衝到戲院用軍刀,斬破螢幕,可幸現在沒有了。」「守護南京‧史實電影節」成為每年舉辦的活動,熊谷說縱使入場人次只有千餘人,與觀眾的互動不多,但沒有人干擾是很大的進步。

在歷史長廊中,漸漸失去見證者的支持。熊谷伸一郎說,現在參與南京大屠殺的士兵仍然在世的只餘數人,如果當年不做口述歷史記載,有可能被歪曲歷史。
在歷史長廊中,漸漸失去見證者的支持。熊谷伸一郎說,現在參與南京大屠殺的士兵仍然在世的只餘數人,如果當年不做口述歷史記載,有可能被歪曲歷史。

去年,NHK的特別節目《731部隊的真相》用戰犯認罪的錄音,揭破日軍向中國人做細菌武器的實驗。NHK作為一個政府的民營傳媒,縱使多次做出批評政府的節自,今次涉及日本殘酷的侵略史實,為何可以成功播出?2017年《731部隊的真相》能夠成功出街,或多或少建基於前人的努力。

2001年NHK的特別節目中,拍攝民間法庭仲裁舊日軍忍安制度,今日的首相安倍晉三當時是自民黨代理幹事長,節目播出前安倍晉三約見NHK負責人,並「提醒」他:「節目要做到客觀」,若做不到便不要播出,而且語帶警告說:「這事不會完的。」結果,節目抽起多名士兵見證者,負責節目的記者們辭職,向公眾揭發事件,震驚整個日本,熊谷伸一郎至今仍然憤然道:「刪減內容,這是不能原諒的」。到2017年,NHK播出比十多年前更敏感的《731部隊的真相》,政治家已經封口不語。因此,熊谷伸一郎語重深長的向記者說:「都說新聞自由不是說出來,是爭取出來的。」

何為「戰後」?修憲之路與鄰國關係

戰爭結束後,日本將「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第二章第九條)寫入憲法,其後的日本首相也都將執政目標轉向經濟發展,直到2015年,安倍晉三重提憲法修正,引爆修憲爭議。

金子安次在慰安婦前的留影。(金子安次後排正中) (相片由熊谷伸一郎提供)
金子安次在慰安婦前的留影。(金子安次後排正中) (相片由熊谷伸一郎提供)

事實上,安倍的修憲之路阻礙重重,熊谷伸一郎表示,其中之一便是民眾對戰爭的反對和對和平的追求。演講中,他以統計數據展示了日本民眾心目中何為「戰後的社會」、「現在的社會」和「應該建設怎樣的社會」,其中87%的民眾支持沒有戰爭的和平社會。熊谷同時表示,越是經歷過戰爭的年長者,越支持和平主義,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曾遭受苦難」。但日本的和平主義也在與鄰國的關係中呈現著不穩定的因素,熊谷認為:「日本未與鄰國建立相互信賴的關係。」儘管他也同意,鄰國關係的維繫,例如與中日關係,其實也取決於中國的外交政策,但「日本作為侵略者應該負首要責任,若以戰爭思維考量該問題,民眾就會被民族情緒所煽動,就會變成民族主義的工具。」

日本歷史教科書也是戰後遺留的另一問題,熊谷先生介紹,由於教科書受到政府審查,所以確實一直存在爭議;亦因為一些戰爭未決問題,導致編寫者愈來愈不願觸及侵略史,學校在教科書的採用方面有自由選擇權,但老師也趨向古代史教學而非近現代史。而去年日本國內考慮到學生難以背誦為由,亦傾向將近代的日本史減少,連坂本龍一的這類歷史人物也可能在教科書上消失。

中國會再掀起「反日」嗎?2005年在北京曾採訪反日行動代表的熊谷伸一郎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兩國的年輕人不再有互相認識的衝動,沒有愛哪來恨。
中國會再掀起「反日」嗎?2005年在北京曾採訪反日行動代表的熊谷伸一郎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兩國的年輕人不再有互相認識的衝動,沒有愛哪來恨。

至於有觀眾問及,是否在為反戰發聲時受到壓力?熊谷伸一郎笑言:「《世界》雜誌反對安保法,我們倒是覺得我們在向政府施壓。」他認為,不論是平衡軍隊與自衛問題還是維繫鄰國關係,日本政府應做外交努力。同時,他亦寄希望於香港特殊的文化和國際地位,盼香港能在亞洲友好鄰國關係的建立中發揮橋樑作用。

戰爭仍然存在

是次講座,前來採訪的傳媒不多,但吸引戰後出世的一代到場,他們都看日本文化界如何守護二戰史實。一位七十年代畢業中大的前輩問熊谷伸一郎:「當年有日本大學生來中大參觀,我問他們如何看日本侵華,一個日本青年心有不甘對我說:『如果不是美國,我們不會這樣投降的』。我想問問熊谷先生,如何看這場戰爭?」

戰後廿年後才出世的熊谷伸一郎回答:「日本投降在國內有很多說法,亦有很多研究……。總歸一點,如果我們不認清歷史,戰爭有機會再發生,今日敍利亞還在戰爭啊。」和平與歷史,是屬於所有人;而戰爭,從沒有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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