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唉，博物館已經好艱難，還要講私營博物館？ 真的是難到像mission impossible ！」向丁穎茵博士請教香港私營博物館的課題時，她長嘆一聲。丁穎茵中大歷史系出身，後赴英攻讀博物館學，在多間外地博物館工作過。她藉着歷史和外國案例提出，「私營博物館因應自己的資源、自己的願景，其實可以對於博物館的形式，有不同的想像。」
博物館的公私分界
十六至十七世紀，有收藏奇珍異品嗜好的探險家、自然或古物學家，將自己的藏品整理組織，擺放在人稱「珍奇櫃」（Cabinetsof curiosity）的空間，展示給友人同好。這些珍奇櫃，是現代博物館的基石，也是其前身。
如被公認為世上首間公眾博物館的英國牛津「Ashmolean Museum」，就是基於古物學家Elias Ashmole的珍奇櫃藏品於一六八三年創辦；一七五三年，自然學家Hans Sloane逝世，其收藏逾十萬件文物古書的珍奇櫃遺贈予英皇佐治二世，促使大英博物館在同年創辦，並在一七五九年開放公眾參觀。
丁穎茵說，「我們將一七五三年界定為British Museum成立的年份， 是因為國會通過了條例， 很清楚告訴你什麼是public museum、法例如何監管，以及這種機構在國家中有什麼角色。」大英博物館為國家機構，不屬王室或教會所有，旨在為了公眾的利益和教育，收藏及研究文物，策劃展覽；其創辦確立了「公營博物館」必須為大眾服務，推動公共教育的定位。相對而言，在政府體制以外，由個別收藏家或機構營運的「私營博物館」，則沒有公共教育的義務。
在公營博物館概念出現之前，所有博物館皆為私人收藏產物。在公營博物館逐漸成為在歐美流行，普及世界之後，收藏家若認為私人藏品貴重，在自己死後有保存的價值，可以選擇贈予公營博物館；資源充裕的藏家，也可成立信託或基金會，經營私營博物館，管理及展示藏品。
私人館藏另類知識
「這（私營博物館）在其他地方一直都有，什麼時候興旺，就在於經濟、政府的文化資助政策。」
而在香港，大概三十多間私營博物館中，三分之二在二○○○年後落成，近十年數目持續攀升。丁穎茵認為，私營博物館愈來愈多，與社會風氣轉變有關。「二○○○年前，我們對公營博物館也不太關心，公營博物館發生什麼事都沒有人理會，現在較好，我不會說大家很關心博物館，但至少會知。這種氣氛亦會鼓勵私人收藏家與大眾分享自己的東西。」
話雖如此，但一般大眾依然不甚了解本地私營博物館，遑論特地到訪參觀，不過，她樂見香港愈來愈多私營博物館，「私營博物館是有趣的，因為每一個人也有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而不一定所有人都認同，但當收藏慢慢累積，他可能看到一些知識，在一般現行博物館制度裏未必看到，而當他願意成立博物館和人分享，這件事從來都不會是不好的。問題是，怎樣去把它做得好？」
說着，丁穎茵拿出一本小書，以她頗欣賞的倫敦私營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為例解釋。Wellcome Collection基於英國藥廠大亨Henry Wellcome生前蒐集的十多萬件與醫學相關文物而立，其中由典籍、畫作、雕塑，以至殺人犯的腦部碎片、人皮圖書，無奇不有；其前身為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 （一九○三年至一九八五年營運），二○○七年復辦後，專注透過館藏，結合人文學，討論生命科學。
「會見到它由一開始本是私人，有點變態的fascination，經過多年的累積，又發現，正正因為奇怪，反而可以提供了更寬闊的角度看何謂生命，人類文明又如何理解生命。」因應疫情之下的社會氣氛，Wellcome Collection最近選了”On Happiness”作新一季博物館主題，「他們想的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館藏可以幫大家做什麼呢？」
博物館應與香港人同行
曾在英國的博物館工作的她，深明博物館經營之難，尤其私營博物館，本來已是資源有限，要應付高昂的保養修復館藏開支，在香港經營，更要面對土地問題，也沒有政府支援，因此丁穎茵不強求香港私營博物館達到同等水平，而且私營博物館也有自由決定發展方向。
然而，她希望，私營博物館在香港不應就此畫地自限，與所在社羣多加互動交流，就如講述英國第一座棄嬰院Foundling Hospital故事的倫敦Foundling Museum，它雖然是私營博物館，但它沒有放棄介入公共領域，至今仍然秉持着過去棄嬰院的慈善精神，持續和藝術家合作，透過不同教育活動，幫助低下階層兒童。
「我期望私營博物館有更多不同的方式，與社會大眾互動。我一直覺得，文化不是一個人，一個機構的事，而是一種累積，要累積，就是一齊做。私營博物館可以如何與香港人一齊行，然後一齊找大家關心的課題，掘深些，掘闊些，這很重要。」丁穎茵如此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