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建築師，我會稱呼某些人卡拉OK（karaoke）式設計師或藝術家。」Enzo Mari這個可愛的老頭這樣說。這句話出於二〇〇二年的一個訪問，當時他已經七十歲，依然火氣十足，他認為有些人唱着K歌，那不要緊，因為那只是一場遊戲（game），「但卡拉OK式的城市計劃、建築，甚至設計，就比較難處理，因為這不再是遊戲了，那些被創造之物可以殺死我們。」
二〇二〇年十月，本身是Enzo Mari享受他一生功績的時候。十月十七日，他的回顧展由Hans Ulrich Obrist策展，於米蘭的Triennale Milano開始舉行。回顧展維持半年到二〇二一年四月，而四月理應就是米蘭設計周舉辦的日子，他很可能可以出席設計周為他而設的活動，如果沒有COVID 19的話。
疫情令到米蘭設計周一再延期，而更不幸的是，在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Triennale Milano的主席Stefano Boeri在Facebook宣布Enzo Mari的死訊。他死於COVID 19，而與他廝守半世的妻子Lea Vergine，亦於兩日後去世。
Enzo Mari的回顧展，最終延長展期到今年九月，在Supersalone中，大家仍在談論這名設計巨人，他生前一再強調，歐洲設計需要一個新的學派（school），而他又一再吐槽這一代的年青人，不止上述的卡拉OK理論，也質疑大量生產會導致質素的減低，而這就是當代年輕設計師的通病。但設計的未來到底應怎樣？從Enzo Mari到當今歐洲的設計師，今期我們嘗試看看，兩代設計的截然不同。
Design is the superstructure of socialism. — Enzo Mari
今年Supersalone代替米蘭國際家具展 （Salone Internationale del Mobile di Milano），成為米蘭設計周的主要展場。一如以往，Supersalone舉辦許多重量級的對談，當中又以Marva Griffin、Stefano Boeri與Hans Ulrich Obrist的對談最為吸引，他們談的主題之一，就是剛離開我們的Enzo Mari。
「我想在這展場的大部分人，都已經看過 Enzo Mari的回顧展了。」Marva Griffin這樣說。「我記得第一次遇到Enzo Mari的作品，是七十年代我在雜誌社工作的事。那時我剛投身設計行業，花了無數時間到陳列室看設計，我就是這樣遇到Enzo Mari的動物拼圖。」後來，Marva Griffin創辦推廣年輕設計師為主的SaloneSatellite，有一名年輕設計師邀請Enzo Mari出席，直到那時，她才與Enzo Mari有過面對面的接觸。
「許多人覺得Enzo Mari對年輕一輩是苛刻的，因為他平常的言論如此尖銳。但其實他對年輕人極友善。就如今天的場地設計，他當年就是被Enzo Mari主動邀請到工作室工作。」
這是一種奇妙的矛盾，同時也是Enzo Mari的魅力所在。他生前選擇捐出自己的工作室及裏面的所有物件，條件就是四十年內所有人都不許移動裏面任何東西。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被說服了，像一個略顯理想化的小孩，要等到一個新的世代出現，他們不會像當下世代般已被寵壞，而且採用能理解的方式去處理我的工作室，那需要等待四十年。」
所以Enzo Mari討厭的到底是年輕人，還只是討厭某一代的年輕人？這一代有什麼特別討人厭呢？要說清楚，先讓我們整理Enzo Mari的背景。
設計是寓言
Enzo Mari一九三二年生，二戰後曾經就讀高中，但因為家道中落又是家中長子，他很快就輟學，從事過許多工作，朋友也多是社會的中下階層，這為他日後成為一名左翼份子埋下伏筆。二十歲時，對藝術有濃厚興趣的他，終於米蘭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就讀。選擇這學校是因為這裏不需要學生先有高中文憑。「我首先報讀繪畫課程，然後是雕刻、裝置，但每一次我都被勸說轉科。我問得太多問題。最後我讀了舞台設計，我不喜歡它解釋性的說明，但在技術層面則非常有用。」
那時他的同學，有些已經有穩定工作，而Enzo Mari只是一個打零工的人。他與同學聚會時，預期同學會分享他的夢想之地：給他們穩定而可觀收入，但只需工作一定時數的地方。他等同學分享等了一年多，但他們只談到Fausto Coppi、Gino Bartali及Campagnolo這些自行車品牌，又或談他們的郵票收藏。最終，Enzo Mari發現：「他們看工作地方時，其實心存恐懼。」
慢慢地，Enzo Mari發展出多重身份。理論家、建築師、設計師、評論家、藝術家，甚至是一名近乎天真的左翼。時代與他個人的經歷形塑他的價值與美學觀。在二戰後成長，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他相信設計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好的設計可以成為樣式（form）甚至模型（model），「一種樣式：為什麼它如此美麗？為什麼它本身就包含了世界？因為它是一則寓言。」
設計垃圾是罪惡
Enzo Mari是一種設計師的樣式。他暴躁，敢於與人起衝突，質疑商業世界的操作，甚至一切已有的業界操作方式。他闖出名堂後，會與不同的品牌如Alessi、Zani&Zani、飛驒產業、Zanotta等合作，但與一般的設計師不同，他的創作往往有很高的自由度，Hans Ulrich Obrist就認為，Enzo Mari早早就如一個駐場藝術家，在不同的品牌駐留，但其實給予了品牌生命，因為他以藝術家的思路創作。
他是那種會與客戶起衝突的難搞角色，在他的回顧展中，因為他的堅持，展出的作品明確標明，這是他出於自願自由創作的作品，還是受委託的作品。「Enzo Mari當一名藝術家的時期不算很長，絕大部分時間，他也是作為一名設計師去創作。」Hans Ulrich Obrist 說。那分別何在？那又可以回到Enzo Mari的「卡啦OK論」，他認為唱K歌可以是一場遊戲，「然而遊戲必須自由。可是建築是符號的系統，所以它是語言。自由只能通過語言的符碼去表達，即使我們想去懷疑語言的本身⋯⋯設計及建築，與藝術表達有細微的不同。因為即使藝術家十分成功（而幸運地大部分藝術家都不成功，作品也因而散失），其作品也是比較隱蔽。但設計與建築不同。所以我是誰呢？我不是工程師，我沒有向社會提供服務，那我到底提供什麼？我提供反思（reflection）。我反思質素的問題，亦說我應說的話。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到卡拉OK式的作品。我們經常談及質素，而質素往往是稀有的，而我們總想讓任何人都得用到有質素的物品。但現在，數量破壞了這機制。所以我們要這樣聲明：質素不能無視數量。直到這時，你就會發現，一項計劃必須有暴力的革命性。」
簡單來說，設計師的罪惡，在於他們真的會生產什麼出來，如果產品是平庸的，那甚至會阻礙了精品的誕生。而現在這一代的設計師，就正是大量生產的一代。
四十年後再見
「我們應該繼承Enzo Mari的遺志。」Marva Griffin說，「我們需要一個學派（school），根據他提出的價值，再教育出新一代的意大利設計師。」Enzo Mari是認可教育重要性的，他從一九五八年開始進行關於兒童玩具的研究，認為玩具的要點，是讓兒童可以「設計自我」（self-design），學習建立自己的遊戲規矩、符碼、系統，而設計師就更需要這種學習。
所以又回到起初的問題，Enzo Mari是討厭這一代的年輕人嗎？他當然有看不順眼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根據Enzo Mari的人設，他本身就是負責罵人的。Stefano Boeri說過，他最喜歡的活動之一，就是與Enzo Mari逛米蘭國際家具展，他會不斷批評，高呼 ‘Merda pura!’（純狗屎）。
那些設計真的是狗屎嗎？也許不是，也許在當代的語境下，基本沒有好設計的定義，所有好壞都是相對的。Enzo Mari這種陳義過高、到處罵人、有時會自我矛盾說話太滿又自我要求甚高的人物，現在已是鳳毛麟角了。但在設計的世界，我們到底還是需要Enzo Mari這種鯰魚般的人物。
現在，他的工作室與相關材料，只能在四十年後才能再打開了。四十年後，我們的設計會變得更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