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巴西電影《我生如是繼續》奪得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本港有戲院上映這部電影之餘，也重播同一位導演Walter Salles的前作《中央車站》。到了今年，另一齣巴西電影《罪惡嘉年華》也在香港上映。一息之間，香港人好像多了機會接觸巴西電影，也有機會一睹電影故事所呈現的巴西社會面貌和歷史苦難。
跳出巴西，拉丁美洲電影會不會好像它的文學般，都有一幅鮮明的旗幟呢？還有甚麼滄海遺珠值得我們發掘呢？
《我生如是繼續》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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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電影多元化 難一概而論
「用魔幻寫實去講拉美文學都是一個最籠統的說法，電影就更加多元。」資深影評人朗天指，每個地方的電影都有三種市場：商業市場、藝術市場和獨立電影，彼此特性非常不同。拉丁美洲電影亦然，都有上述三種市場，更何況拉美橫跨那麼多國家，那麼多民族，實在難以在眾多電影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
他指，香港觀眾有不少機會在香港戲院或影展觀看到拉美的藝術片，「但是我不知道巴西、阿根廷的工業電影，其實我們沒有機會，除非我們在那裏住。」又例如墨西哥電影，商業片比較親近美國市場，也有許多通俗戲（melodrama），都是在香港難以接觸到的電影。「所以我們其實只是看到窗口，看到它藝術電影的部分。我們很難就這樣generalize整個拉丁美洲電影是怎樣怎樣。」
阿根廷女導演還原山區原住民被殺真相
若然想透過電影認識拉丁美洲，朗天指紀錄片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媒介。今年四月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就有一齣紀錄片《被奪去的土地》（Landmarks），來自阿根廷首屈一指的女導演Lucrecia Martel。朗天說，她一生人只拍過四、五部電影，「很吝嗇的」，一向拍劇情片，而且大多關於女性主義，而《被奪去的土地》則是她第一部紀錄片。
Lucrecia Martel的劇情片之中，資深影評人朗天首推《流亡將軍沙馬》
朗天指Lucrecia Martel的最大特色是很重視聲音，與一般人看電影的著眼點非常不同，「現在都是視覺主導，很容易被畫面吸引。」從電影發展史亦可見，最先出現默片，後來才是有聲電影，畫面一向處於主導地位，聲音是其次。在這個背景之下，「當你說到將聲音這麼強調，甚至聲音本身是電影主角的時候，即是Lucrecia Martel正在做的事，這本身很有趣。」
拉丁美洲、女性、聲音，當以上元素碰撞在一起，朗天聯想到不少東西：「聲音相對於畫面主導，女性相對於男性主導，拉丁美洲相對於整個世界的歐美主導——她都屬於一個邊緣，我可以說是有新意的嘗試、一個創新。」
《被奪去的土地》劇照（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被奪去的土地》是關於阿根廷西北部圖庫曼省（Tucumán）的山區裏，原住民社羣楚查加斯塔（Chuchagasta）的一名成員Chocobar，因捍衛自己家園，與逼遷的地主和保鑣起衝突，期間被槍殺。導演直擊兩名疑兇的審訊過程，也記錄了原住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漫長抗爭，以航拍鏡頭帶觀眾遊走壯闊山景。審訊中難免牽涉「土地誰屬」的爭議，當原住民在這片土地生活了好幾代，而歐洲殖民時代所引入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又能否保護到他們的家園呢？
《被奪去的土地》劇照（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朗天認為，《被奪去的土地》重點不在於劇情，而在於導演用了很多年時間跟進整宗案件，不但在法庭現場拍攝，也找出當年相關人士，不只談過去，還有談現在。朗天說，若非導演拍了這套紀錄片，這個原住民族羣本來無人知曉；他相信世上仍有許多類似的社羣，而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係好需要有人拍的。」
《智利之戰》以鏡頭直擊智利軍事政變
另一部朗天推薦的紀錄片，是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的《智利之戰》三部曲，真實地記錄了1970年智利人民選出左翼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對社會變革滿懷希望，到1973年的智利軍事政變，皮切諾特以暴力推翻民選政府的過程。
街頭坦克出動、子彈橫飛、民眾包圍總統，畫面固然震撼，導演古茲曼的下場也同樣怵目驚心。政變之後，他被拘禁在聖地牙哥體育館，當時那裏是無數青年被毆打、遭受酷刑的場所。他逃出智利後，隨即展開流亡生涯，而菲林則由叔叔偷偷地保存，其後輾轉運送出國。
紀錄片《智利之戰》
「時代令它們不朽，拉丁美洲之所以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它真的有歷史、真的有那個年代。而其實俯拾皆是電影題材、創作題材，而電影最強力的方法就是Documentary。」
這場政變是智利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影響數代智利人，也就衍生了不同題材的紀錄片。朗天提到，有部份智利人流亡到歐洲，許多紀錄片拍攝這些智利難民，在意大利或西班牙居住的故事，不過那些紀錄片就不被視為拉丁美洲電影，只不過被訪問或被記錄的對象是智利人。「這班智利難民在歐洲是幾十年，然後他們落地生根，他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軍事政變）。」
1973年9月，皮諾切特發起軍事政變，包圍聖地亞哥的總統府，企圖推翻民選總統阿言德。（法新社圖片）
另外，還有一些電影講述智利公投拉倒軍政府，以及社會民主轉型之後，當年的受難者或他們的下一代，怎樣到世界各地「千里追兇」，「他們去追緝返當年逼迫大學生，或那些獨裁者的手下。」朗天說，當中不乏買兇手、使橫手或者私了的故事，「轉型正義做不到，官方也做不到，於是唯有自己動手。智利有，阿根廷有，巴西都有。這些很有趣的，可以說是特色，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是仇恨，但不只是仇恨，是那種陰霾，那種幽靈，揮之不去。」電影能讓我們旁觀一次他人的苦難，直視人性中最幽微角落，也能夠呼喚我們的同理心，設身處地思考他人的抉擇，以及凝視那一大片灰色地帶：「有朝一日，轉型正義，有機會了，你會不會去買兇？對付那些曾經害過你的人？」朗天說，這類電影在拉美一早有人拍過了。
巴西獨裁時期暗殺頻生 傷口難癒
劇情片方面，朗天特別鍾情近期上映的巴西電影《罪惡嘉年華》，形容它非常有意思，讓人理解到巴西獨裁時期世道荒誕、暗殺頻生，敍事手法也很有層次。電影早前奪得金球獎最佳非英語電影及最佳男主角獎，可惜它未能在奧斯卡獲得更多獎項，否則會得到更加多人關注。
電影最後一幕，女研究員與男主角馬些路的兒子見面，朗天認為是神來之筆，滿載歷史的重量。女研究員追查馬些路個案多時，「她甚至是念念不忘，她是從學生的時候做到現在的，嫁了老公、生了孩子，她還記住這件事。」
《罪惡嘉年華》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許多觀眾以為馬些路成功逃脫，倖存下來，但是這個希望旋即被一張新聞報紙撲熄，報道顯示男主角在另一處地區被槍殺，相中的他倒地淌血。導演讓觀眾得悉男主角逃得過一次劫數，但逃不過第二次，後來已遇害離世。朗天指，導演以曲折和舊報紙的方式呈現男主角死訊，「就是要我們正視歷史的事件，這是真事，這不是假的。因為很容易會覺得是純粹的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其實是活生生的。」
兒子在女研究員面前，態度略顯迴避，聲稱已不記得父親，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女研究員將一個載有父親生前錄音的USB，放在檯面，讓兒子自行決定怎樣處置，「他亦都即刻袋埋，其實他很想要。」女研究員也就能夠從中確認，兒子沒有忘記過父親。朗天感受到女研究員經歷漫漫長路，當下終於知道真相之後，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一揭就揭開來，嘩，那個感覺相當強。」
《罪惡嘉年華》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這裏巧妙地呈現了巴西黑暗時代所遺下的傷痕，「那傷口就是我不能再信任別人。」男主角兒子，亦即是政治受難者的下一代，到了與女研究員親身見面的一刻，也依然不信任對方，聲稱遺忘、顧左右而言他，「你任何人都不信，因為一定要這樣才能夠存活到這一刻。」朗天感慨，這種傷口永遠都無辦法癒合。
中文片名是「罪惡嘉年華」，而英語則是「The Secret Agent」，意指特務，為甚麼片名是如此？戲中誰人是特務呢？朗天說：「沒有正式的解釋，導演也好像故意不揭穿的，你自己去想，當然是有意思的，但你要讀得到，你要看得到。Secret agent本身就是吸引你去尋究，將那些真相揭穿的東西。」
拉美電影背負歷史重量 無法普世化
朗天認為值得留意的是，每當電影關乎拉丁美洲歷史，「因為他們的歷史實在太苦難了、太多東西說了，當他處理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層次。」做電影分析的時候，需要了解故事的背景，就會理解為甚麼要以這種方式呈現，從而理解它背後的所謂「真實」。「這不是表面的，而是透過遮掩，阻隔一些真實，而有一些呈現；由於有這個呈現，我們反過來可以去推敲，或者去知道那個被遮掩的東西。」
雖說拉丁美洲電影難以用某一種「共同特質」去概括，但是如果真的要尋找一脈相承之處的話，那便是上述的歷史苦難和敍事層次。
不過，朗天認為至今仍未有一齣拉美電影能夠做到「任何地方、任何人看完之後都驚嘆」的地步，就連去年奪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我生如是繼續》，也未必做得到，或許有的人嫌它過於苦澀，換言之沒有娛樂性。「它的layer、它的歷史、它的重量，是它的優點，也是它沒有辦法完全universalise的理由。」可謂「成也風雲，敗也風雲。」
「但不是說不好，是好，可能這樣更加好，你不會被人庸俗化。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有機會變得平庸。」
拉美電影複雜多元，無法以一言以蔽之，或許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歡，只需要有人明白、肯聆聽他們被遺忘的聲音，便很足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