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86歲畫家江啟明的新出版的畫集《香港村落》，第一眼會有在看相集的錯覺，仔細一看，當中的香港郊區與鄉村風光，都具留白、陰陽，西洋寫實畫作暗藏中國山水畫奧妙。對於有人說他畫作如照片，他一點沒高興：「那是他們修為低罷了，人們常以真實來代表寫實，其實不對，照片跟畫不同，畫的筆觸有快慢輕重。」他說起話來中氣十足，直言自己的畫作比照片更具靈氣。
眼前這位老人心直口快，不過只要看過他的畫作與威水史，就明白藝高人膽大，沒什麼好忌諱。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出道的他，曾出版六十多本著作，畫作連前港督衛奕信爵士、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都要收藏。他屬少數土生土長的香港畫家，自小已執畫筆，「我好叻㗎，我認，天生的。我屬自學出身，一看別人的畫已知有幾多斤兩，尤其是原作，我一睇就睇到七、八成，如何畫、如何用色。」眼前這位微微駝背的老人每句話都霸氣外露，筆下的消失老村，都給他一筆筆畫活。
被追打也要畫下去
畫冊中，有白田村、藍田村、也有鹽田都已荒廢後再復育的鹽田梓，細看作畫年份，遠至五十年代出道之作，也有七十年代村落未衰之時，亦有新近作品，「香港的村早已由單姓的鄉『村』變成百家姓的屋『邨』，舊村落都拆掉了。」
江啟明是少數土生土長的西洋畫畫家，自小家貧，既然要學畫畫，當然要有對象，街上的人物、建築與鄉郊就成為了最好的繪畫對象。「寫實畫家沒理由沒東西可畫的！」十多歲時，他已發覺西洋畫比中國畫觸動他，「中國山水畫很多時是松梅竹菊，山山水水，同現實脫離，中國傳統畫是文人士大夫食飽無憂米畫的，我是低下層出身，覺得沒什麼意思，食都無得食，去畫松梅竹菊做咩？後來接觸西洋畫覺得親近，接近人的生活。」
看着江啟明微微向前傾的兩肩，不禁聯想這位老人背負畫具幾十載，走遍山路與阡陌小徑作畫，擔張凳仔弧低腰就畫，畫到駝背也未止息，「以前好慘，車又少又老爺，分分鐘交通失事。去元朗寫生，最多只能寫兩小時，因為坐車來回要數小時。去大澳一日只有兩班船，一錯過就弊！幸好跟蜑家人混熟，他們便讓我留宿棚上，還經常被蚊子咬到『豬頭丙』咁。」
錯過船期事小，被人追打事大，舊時鄉村木屋都是村民自行搭建而成，「以前人們連寫生都不知是什麼，見我畫他的僭建屋，以為我是民政署的人要收他的屋，還不拿掃把追打我嗎？」鄉郊村落民風純樸卻迷信，「有次我畫了個婆婆，畫得很細，她看了很生氣，說會被我攝走魂魄，死都要撕我的畫，我就馬上執嘢走人！」
他視畫畫為歷史記錄，「歷史學家好多時都是看大歷史，我會行山入村跟鄉里傾談，書中便圖文並荗說歷史。」
「藝術家要孤單而不孤獨」
回想中學時上美術課，老師已看得出他非池中物，「有次上課後，老師當住全班同學面前大聲道，『江啟明！你下課來教員室找我！』我嚇得半死，去到教員室，他就問我究竟當不當他是我老師，我說『當。』他說『當就可以，你的畫原本有100分，既然我是你老師，那1分就給我，你99分。』」他說來有氣，並非氣老師要面子，而是反對用分數評定畫作高低，「藝術本不應用比賽或分數來評畫，因為那太屬個人喜好，沒意思。」
父母並非富有人家，他深知，在香港從事藝術工作哪能賺大錢，何況是六十多年前？「當時在香港，出色的西洋畫家很少，厲害的都到海外去啦，而多數畫家都畫中國畫。」但這份熱愛就是不能言喻，他初中畢業後便到美術學校打工，一邊學畫，認識了不少同好，不過他直言性格使然，並不喜歡羣體活動，也不愛入畫會「埋堆」，寧可自己靜靜入村作畫。
「我和其他藝術家可能不太一樣吧，我喜歡整潔。」這是我們到訪他家，他說的第一句話，說實在，不少藝術家的案頭都亂七八糟，但他的廳堂卻打掃得一塵不染，報紙都疊得極整齊，唯一裝飾是梳化後掛起他的畫作。即使是平時作畫的房間亦然，畫具沒有東放西擺，桌上就擱下畫筆三支與調色盤。
太太已去世多年，膝下只有一個女兒，獨自在顯得略大的房子中，他提起，有次講座後，有學生問他「當藝術家是否很孤獨？」他答道：「畫畫要孤單但不要孤獨，因為藝術家需要獨立思考，畫畫時也不受外物影響，但平時卻非朋友也不見。」
「教囚犯更有人情味」
他擅長的絕不只山水鄉村寫實寫生，抽象畫同樣了得，為了糊口，他可以接的工作都盡力接，做過學校美術教師，也為報檔出售的「公仔書」畫封面。
回顧三十多年教學生涯，任何年紀的學生他都遇過，除了在多間大學任教，他更曾獲邀到警局、懲教署教授畫畫。原來當年有相熟督察找他，說道有不少警察同袍退休兩、三年便去世，因為平時太緊張，一退休便猶如橡皮圈拉得過久後變得鬆垮垮，「佢哋話：『不如幫我哋教畫，等佢哋長命啲。』我教現役警察，要配合他們，例如我會叫個人進房五分鐘，然後叫警察學生寫出那人的十個特徵來，要即刻緊記，這是訓練他們眼睛的敏銳度。訓練為先，畫畫其次。」
黑、白兩道的人也成為他的學生，他沒覺得有何大不了，都只是為「搵餐食」，「教警察和囚犯方法不同，我教的有殺人犯，也有劫匪，個個都不肯去教，我不怕。殺人犯畫得比一般學生更好，我跟他們這樣說，他們以為我哄他們，是真的，因為他們的情感豐富到不能自制，所以才會跑去犯案，畫畫就讓他們的情感都抒發出來。」而監獄的環境和作息時間也令他們更專注。他最記得最後一堂課，囚犯們買了花生薯片歡送他，原來他們刻意買通廚房，「反而出面沒這樣有人情味。」他感慨道。
獨眼繪畫 歲月不催人
教學工作在1993年結束，他開始真正藝術創作，「四十歲前的畫都是練習，那時我的畫都任人取去，四十歲後就不同了。」太太辭世後，他花了數年四出旅行，到國外逛美術館，滿足年輕時的心願，真正研究起畫畫來，由教畫轉為賣畫為生。近十年因為身體不如以往，他已甚少外出繪畫，靠的都是以往的資料搜集、照片與記憶畫郊外。
他視畫寫實鄉村為歷史記錄，以前行山畫畫除了會做一番資料搜集，也愛與村民閒聊記錄村子故事，已值耄耋之年，鄉村一條條或荒廢或重建，連郊野公園也面臨發展危機，他沒感到可惜，「到時我都死鬼咗啦，以前都是這樣，這些建築不會一直存在，不夠住的也要發展，不過政府沒理由不先用棕地。」
臨離開時，他拿出一系列剛完成的樹木畫來，還說下一輯要畫香港的地質與石頭，這位老人家，沒有智能手機，陪伴他的就是畫具與風景。即使左眼患上黃斑點病變，現在只剩下一隻眼能看見，常人用單眼看透視必然出錯，但憑藉多年來的經驗與直覺，他卻能自動修正，只是所花的時間長了，不過既然沒有人催促，歲月也沒來催，就繼續慢慢畫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