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商場裏有一個打機展《無限復活！不只是打機展》，並非遊戲珍寶大晒冷，反而看到林林種種、陪伴許多人成長的遊戲機，甚至不諱展示那些年的翻版遊戲機、遊戲光碟。文化工作者Oskar Leung和設計師蔡劍虹策劃今次展覽，事緣Oskar在蔡劍虹的工作室看到一台舊式街機Cocktail Table，於是聊起各自打機長大的經歷，萌生梳理共同成長經驗的念頭。從集體回憶裏，掘出香港打機的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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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香港製造遊戲機
「我們發現香港打機，未到消費之前有一個生產面向。」Oskar說。因展覽緣故，他購入七○年代美國雅達利（Atari）遊戲機，發現機背印着「ATARI – WONG LTD」，主機在香港製造。後來他跟團隊翻查資料，雅達利在七○年代跟香港廠商合作生產，另有一份舊報紙顯示，香港廠房招聘學生當暑期工，趕工生產遊戲機，追上歐洲的聖誕檔期。
八○年代才是蔡劍虹和Oskar開始打機的年代，他們第一部接觸的遊戲機也是紅白機。蔡劍虹小學時，在寮屋區朋友家第一次玩紅白機，但是那時候在山上跑動遊玩，比起遊戲機吸引得多。Oskar的紅白機是父母所買，他猶記得當時兩隻遊戲，漫威超級英雄改編遊戲跟麻將，「麻將才是這部機出現的主因，想起我媽媽當年才二十多歲，其實（紅白機）就是他們的娛樂。」
正規以外 「香港製造」
Oskar兒時， 母親便帶他到商場抄碟，「但你不會覺得是翻版，因為你也不知道有正版。」所謂抄碟，即是將載有正版遊戲的磁碟抄寫到另一張磁碟。本來任天堂為降低成本，以磁碟取替卡帶為遊戲載體，並於一九八六年推出FC磁碟機，惟被商人改變用途，用作複製正版遊戲。香港和台灣遊戲公司陸續開發Game Doctor、超任博士、Super UFO等避規裝置，迎合不同世代的遊戲機。
Oskar回憶，超任博士甚至公然在電視台賣廣告—一九九四年的廣告裏，超任博士標榜方便玩家存檔，隻字不提抄碟。「小時候我們玩這些遊戲，其實要去黃金商場、葵涌廣場抄碟。小時候見到整個商場都是做這些行業，你不會覺得是犯法的。到你長大才知道整個商業都是灰色地帶，知識產權的bug位。」
和古惑仔打交道
九○年代末，遊戲載體從磁碟發展成光碟，翻版遊戲光碟更加猖獗，翻版行業跟地下組織息息相關。正因為購買翻版遊戲光碟，年少的Oskar才有機會接觸到黑社會背景人士，「我印象中他們也有禮貌，有壞包換。」海關打擊翻版遊戲光碟雷厲風行時，店員只放出紙兜做交易，放錢後便拿到貨品。Oskar試過因覺得遊戲不好玩，向店員要求換遊戲，「他說『唔好玩無得換㗎喎』，就是我第一次跟古惑仔encounter。」
比起家用機，街機的格鬥遊戲佔據蔡劍虹人生更多時間。他跟Oskar有着相似的街機回憶，未夠十六歲便扮夠秤走入機舖，到兒童遊戲機中心時又要裝成小孩，兩邊不是人。蔡劍虹回想，成長階段住在天后，相隔不足數條街便有四五間機舖。中學放飯便撕掉校章，一班同學寧可到機舖吃「波動飯」（戲稱格鬥遊戲《街霸》中的招式波動拳）。若嫌機舖烏煙瘴氣，有商人推出Supergun，移植街機底板，安坐家中就能打街機遊戲。但是這部非正規裝置價值不菲，Oskar跟朋友曾向遊戲機舖租借一星期，短暫享受沒人排隊挑機的遊戲時光。
遊戲廠商防盜技術進步、社會知識產權意識提升，翻版遊戲機、遊戲和避規裝置隨之式微。遊戲機作為全球化的產物，在本地衍生出法規以外的交易，論及香港打機文化史時已無法繞開。Oskar坦言沒有人會當下記錄這段文化史，「起碼古惑仔不會寫自己從九○年代開始做這些東西」，如今回溯便通過口述史來填補空隙，從舊報紙堆尋找蛛絲馬跡。
港版的必要
紅白機的遊戲機帶和外盒只得方寸之大，蔡劍虹從設計行家目光來看，十分考驗設計師功夫，極細框架就要吸引玩家購買。換句話說，香港玩家不諳日文，官方翻譯出版未興，玩家沿官方途徑接觸到的遊戲資訊有限，但本地玩家羣體龐大，遊戲資訊產業應運而生。蔡劍虹、Oskar跟團隊目前找到香港最早的遊戲雜誌於一九八二年誕生，由一羣遊戲愛好者自發創立。他們對比日本出版的遊戲書，香港及華語地區的遊戲書更薄裝，有時翻譯日文遊戲書的內容，分拆多期出版。蔡劍虹續分析，本地薄裝遊戲雜誌的特色是排版密集，幾乎不留空間。他亦曾追看未經授權的格鬥遊戲改編港漫，漫畫最後連載香港街機最新資訊。Oskar回想，遊戲雜誌裏的廣告甚至介紹遊戲機舖的抄碟服務，也看過遊戲機舖販賣的「遊戲書」，竟是手抄A4紙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