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古巴首都夏灣拿對出的一片海，美麗而富饒，但卻凶險處處。上兩個世紀，曾有過數以十萬計的華人，遠渡這片美麗又凶險的海洋，去到古巴討生活。在異鄉的華僑，多過着刻苦的生活，從事體力勞動工作，或經營小本生意，所得工資扣除日常開支後，會全數匯給在鄉家眷。
出身廣東台山的雷炳勳，一九五四年到達古巴，在當地工作前後十年，在外工作供養家庭，其間受古巴動蕩政局波及而無奈困身，直至六六年，他方能來港與家人團聚，惟居港兩年就因病離世。他的生平，與千千萬萬古巴華僑移工的命途雷同：與家人聚少離多，來不及互相了解便已分開。
年近七十的雷競璇，現擔任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他是雷炳勳的兒子。過去十年，他五度探訪古巴。最初，他只想追溯父親足迹，「對他我基本上好陌生，很好奇，希望知道他多一點」。但在尋根路上，他遇見了當地的華僑遺民，他們許多已是老態龍鍾，過着與世隔絕的落泊生活。回港後，雷競璇有種使命感，「覺得有很大的need，急切要為那羣華僑留下記錄」，不然古巴華僑的獨特歷程就會湮沒無聞。如今，他已出版四本與古巴華僑相關的著作，從自己的家族史，談到整個古巴華僑群體的興衰現況。
從一綑家書說起
雷競璇近月出版新作《古巴家書：兩個家庭的傷心史》，主要收錄父親雷炳勳當年在古巴寄回香港、約二百通的家書。出洋謀生的華僑文化水平較低，通常家書幾句就止，但其父的家書屬少數，文筆通順、內容豐富。這些信件，可以「反映華僑家庭的生活面貌和形態，讀下去你會慢慢體會到這件事。」他說。
讀着這些家書，輔以書上註解，即使是外人，也能窺看甚或體會到華僑移工及其家眷的各種掙扎；作為親人，雷競璇翻讀更是深受觸動。因為這批家書，他才會在二〇一〇年前往古巴，尋訪父親過去，繼而持續關注古巴華僑發展史。
對雷競璇而言，父親從來都感覺陌生。他還在牙牙學語時，父親已經跟隨祖父的腳步出洋古巴，僅在五九年返港居留一年。翌年回古巴的父親，之後又因當地動蕩政局而受困，無法脫身，要到六六年才有方法回港。惟好景不常，父親與家人團聚短暫兩年就已病故。雷競璇揭開家族舊相簿說，幾張僅有的全家幅，便是在這幾年拍成。自此幾十載，母親不願談及古巴往事，「就連古巴兩個字都不想聽到」，因此雷家對於古巴的回憶也慢慢封塵。
直至二〇〇四年，母親過身，雷競璇和弟妹在其遺物中，發現一綑紮起的郵簡，原來是父親歷年來從古巴寄返香港的家書。隨之，也勾起了雷競璇對古巴的印象和好奇。
訪問當天雷競璇戴着頂巴拿馬帽，蓋着一紮銀髮，但某些兒時生活片段，還記憶猶新。就如，小時候他常為母親代筆寫書給父親，雖然其實他「古巴在哪都不知道」；祖父五九年從古巴返港一起同住後，他也不時向祖父請教英語，但他卻讀出奇怪的西班牙文式發音；祖父又常誇耀古巴的華人區，「我們古巴哈灣拿的唐人街是全美洲最繁盛、最漂亮、最輝煌的」。但真正的古巴是怎樣的？他一直都不知道。
看過信件，他決定有朝一日要親眼看看。然而，拜訪古巴並非易事，「無論簽證、路途，完全沒人識，問人打聽，香港去過的人也很少」，他花了幾年着手準備，閱讀相關歷史資料。到真正起行，已是二〇一〇年。
記憶被遺忘的人
初訪古巴前，他期望，在當地可以找到父親的遺物，或熟悉他的華僑同鄉。但結果如他在其第一本古巴相關著作《遠在古巴》所寫：近乎一無所獲。「我找到的極之有限，只找到一本同鄉會出的刊物，裏面有祖父和爸爸捐錢的紀錄，還有一、兩個人記得他。」但他們對父親的印象，只得「他中文寫得好好」，「此外就煙消雲散。」雷競璇說。
他不得不接受結果：「他始終是小人物，在當時數以萬計（的華僑）來講，可謂微不足道。」更何況，「古巴華僑絕大部分都是單身，沒有家眷，在哪打工就住哪裏，寄信也沒有固定的地址，所以能夠留低東西的機會很少。」
去古巴的初心雖然不得圓滿實現，但在路途上，他所耳聞目睹的華僑遺民生活情況、破舊凋零不復往時興盛的唐人街，以及消亡中的古巴華僑歷史記憶，促使他想為這個族羣留下記錄，「如果不花工夫，和他們做這些事，他們就湮沒無聞， 而這個群體的ups and downs歷史比較特殊，以後煙消雲散就好可惜，於是就自己去做。」他坦言，「當然，做這件事始終出於一種感情動力，這羣人和我爸爸是同一羣人。」
二〇一三年，雷競璇在年頭年尾再拜訪古巴兩次。此時，當地華僑所剩無幾，只餘約二百人，為他們立著的需要更為迫切。那年，他穿梭多個古巴城市，和三十多名華僑和華裔後代做口述歷史記錄，訪談內容編輯成《末路遺民：古巴華僑訪談錄》一書。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其中一位受訪者何裔坤，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十多歲就來到古巴並落地生根，幾十年間只回港兩次。「我回香港時父母都已經不在了，但弟妹還在」，雖然讀書聽不見何裔坤說話的聲線語調，但他說得愈是平白淡然，愈是叫人唏噓。
這些老華僑，原本已被時代所遺忘，關注他們的人少之又少，知悉有學者遠渡而來訪問他們，老華僑們意外驚訝之餘，也不禁嘆息：「原來有人會關心我們，我們的故事有意義的。」雷競璇引述。
以悲情始 以悲情終
雷競璇的母親在丈夫病故後，古巴成了她的畢生創傷；在《古巴家書》的另一則傷心往事中，古巴華僑家眷譚震勝自述留鄉家庭的困苦，又提到自己年近三十才有緣見生父一面；而《末路遺民》裏，不少老華僑在訪談中也表達了人在異鄉的孤零落泊，其中一位古巴華僑老兵葉澤棠更言，「現在回顧，我來古巴是走錯路了」。一個個悲情故事，令人對古巴華僑的歷史發展感慨不已。
華僑在古巴起伏跌宕的歷史，雷競璇以精煉的一句概括：悲情開始，悲情結束。
「十九世紀中後期，黑奴貿易禁止後，當時古巴種甘庶、煙草、咖啡需要人力，於是要在人口多的地方找所謂的 “coolie”，亦即苦力。」中國遂成古巴勞工的主要來源，從一八四七年起，到一八七四年華工販運停止之間，近十四萬華工被誘拐擄掠「賣豬仔」到古巴，到一八七四年仍然存活的，僅六萬人。客死異鄉的人，許多死於艱苦旅途，或是抵不住過重的勞動和僱主的不仁待遇。
能夠倖存的第一批華工，大多沒經濟能力回國，唯有滯留在古巴做小販生意，或繼續幹勞動活。他們陸續接濟鄉下無以為生的親朋戚友，為他們墊支旅費，來古巴工作。此後，古巴華僑族羣，「就像接力一樣，一代一代，有很強的近親聯繫。」雷競璇續指，這些華工在古巴做的雖然是卑微勞工，可是，「外面的錢是較好找的，寄錢回鄉好風光的，所以個個都嚮往做華僑。」
飄洋過海謀生賺錢，將大部分所得薪水匯給留鄉家眷，接濟鄉親，如此種種，「那一代覺得很理所當然，做仔要孝順父母，出洋就應該幫親戚，對他們來講，it comes so naturally，他們生活不容易，但他們不覺得是什麼犧牲。」那是一個家庭大於個人的時代，「這種生活型態已經過去，沒人再會這樣做。」
二十世紀上中葉，在相較貧苦的廣東四邑人之間，形成一種去古巴謀生的風氣。那時，古巴華僑總數多徘徊在三至五萬人，他們在古巴建立過興旺的華僑社區，曾同時辦四份僑刊報紙，有四個粵劇戲班。雷競璇的祖父和父親，即是在這段黃金時期遠赴古巴。兩人打工所賺的錢，足以在一九五九年於香港九龍旺角買入一個新住宅大廈的單位供全家合住，相當光彩。
但一九五九年的古巴社會主義革命，斷然終結了古巴華僑的海外謀生夢。雷競璇解釋，「革命之後，所有國有化，已無生意可做，政府規定的的工資有限，僅是bare existence，也不能寄錢回家。」生計受損，華僑人數隨即大減，有的回鄉，有的去了美國，無能力離開、無顏面回歸的，則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在此渡過晚年。
雷競璇訪談過的、流落古巴的華僑遺民，不少孤苦零丁地渡過晚年，與家鄉親友斷絕聯繫，而且多少覺得自己命途悲慘，不欲回望過去。這是想當然的。他們帶着希望前來古巴，一場革命卻將他們賴以為生的社會環境連根拔起，「去到晚年，他們覺得一切都落空了，自己生活不好，出來希望養家活兒，但現在又做不到，又不能返鄉，這種傷感是很普遍的。」
十年前後意料之外
古巴有句用語，”quedar en Hong Kong”，其字面意思是「在香港」，另一層意思是：非常遙遠，無法到達，或找不出來。實質上，古巴與香港相隔一萬五千公里。雷競璇父親的家書，就是一封封的跨越了這一萬五千公里，才送遞到家人的手上；甚至可以說，它們超越了時空，在幾十年後悄悄地呼喚雷競璇去古巴。
「十年前，完全沒預想到會花工夫做這件事。」雷競璇回顧，從個人尋根到關注古巴華僑的興盛和衰落、過去與現在，是個意外的發展，但也算是順理成章。過去十年，親身追溯了父親的腳印，為古巴華僑留下了口述歷史，現在，他踏入下一階段，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籌辦「古巴華僑數碼檔案庫」，近兩年到古巴，主要任務是掃描文獻。他簡介，檔案庫內的古巴華僑資料數量龐大，有五百多個項目，集合他近十年調查、考察、研究所得的萬多頁的資料，雷炳勳筆下近二百通家書也包括在內。
「完成資料庫是我一個很大的願望。我好開心能夠做得到。因為這真的能夠永久保存，如果以後一切散失，就再找不到了。以後有人有興趣關心，都能在資料庫中找到些紀錄。」
PROFILE
雷競璇，一九五一年生於廣東台山，五歲移居香港，一九七四年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主修歷史，其後負笈法國，並取得博士學位。現擔任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由於祖父、父親曾在古巴謀生，近十年關注古巴華僑歷史，出版多本有關書籍。近作為《古巴家書：兩個家庭的傷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