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聲背後】We Are X︰站出來不代表已經不害怕 希望有一天倖存者覺得「我可以相信這個制度」 那才是我們心目中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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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背後】We Are X︰站出來不代表已經不害怕 希望有一天倖存者覺得「我可以相信這個制度」 那才是我們心目中的句號

性暴力不只是個別人的不幸

其實,We Are X 並不是一開始就以「成立一個關注組」為目標。她們是一羣性暴力倖存者,在參與性罪行法改的共學、工作坊及不同活動時慢慢認識。「大家的經歷、處境和選擇都不一樣,有人曾經報警、走過司法程序,有人沒有;有人願意公開身份,有人仍然選擇匿名。但我們慢慢發現,雖然每個人的故事不同,面對的一些困惑和制度上的困難,卻有很多相似之處。」

對她們來說,「能夠遇到一班人,不需要花很多力氣去解釋一些自己經歷過、但身邊未必有人明白的事情,本身已經很難得。」她們漸漸形成一個互相支持的羣體,後來慢慢發現,「如果只是各自消化自己的經歷,很多問題都會停留在『這是我個人的不幸』。但當大家把不同經歷放在一起,再從法律和制度的角度去看,就會看到一些並不是個人可以解決的問題。」

她們後來成立 We Are X,希望把討論帶到更大的公共空間,「讓更多人知道性暴力不只是個別人的不幸,而是整個社會都需要理解和處理的問題。」

站出來不代表不害怕

部分成員選擇以真實身分示人,不是完全沒有顧慮,她們強調︰「站出來並不代表我們已經不害怕。」

「當一個人決定公開自己的身份,某程度上就是把一段原本屬於自己的經歷,交到很多陌生人手上。我們當然會擔心別人怎樣理解、怎樣評論,也會擔心家人、朋友,甚至工作上的人知道之後會有甚麼反應。」因此她們強調,不是一開始就覺得「我要勇敢地站出來」,「而是一次又一次問自己:我現在準備好了嗎?我想講多少?這一次我要不要出現?哪些事情我不想再講?」

We are X 表示,早前很多訪問都集中在她們「為甚麼推動法改」以及法律制度本身,如果用手寫一句此刻最想留下的說話,可以讓大家看到她們作為「人」的一面。

對於成員來說,法國性侵案當事人Gisèle Pelicot的故事是一個很大的啟發。「她讓我看到,當一個真實的人站出來,社會的理解可以很不一樣。」而香港性罪行改革已經討論了很多年,如果這個時候有真人現身說法,可以讓更多人關注,她覺得「暫時我還能做到,就嘗試做」。

「但我不覺得自己是在『克服』所有顧慮之後才站出來。比較像是知道有顧慮、有風險,但仍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範圍內,選擇行前一步。」

而且,廿多名成員之間會互相提醒:「你真的 OK 嗎?」、「這件事你想不想講?」、「如果不舒服,可以停。」這種支持令她們覺得,「站出來」不再是一個人孤軍作戰。

在她們的羣體裏,一直很重視︰「公開身份是一個選擇,而不是倖存者必須履行的責任。」有人選擇匿名,有人選擇具名,兩種選擇都應該被尊重。在連日來的奔走中,她們也慢慢學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參與改革,不等於要把自己耗盡。」

不要急於處理對方經歷

除了司法公義之外,身邊人的支持和理解對於倖存者來說都很重要。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訴你,自己曾遭受性侵,你會怎樣反應?心痛?憤怒?想詢問更多細節?想替對方想辦法或下一步?然而,「We Are X」成員認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知道要說甚麼」,而是「不要急於處理對方的經歷」。

「對倖存者來說,有時候最需要的不是一個解決方案,而是有人讓自己知道:『我相信你,我在這裡,你不用現在就決定下一步。』」例如不要急着問︰「為甚麼當時不反抗?」、「為甚麼不報警?」、「為甚麼現在才說?」,她們認為︰「這些問題即使不是有心責怪,也很容易令責任再次落回倖存者身上。」

尤其每個人的處境都不一樣,求助與否、報警與否,都不是旁人可以代替當事人決定的。「我們在 We Are X 裏面其實一直都在學習這件事:尊重一個人的界線,也包括尊重她暫時甚麼都不想做。」

她們認為,「接住」不一定只是情緒上的陪伴,有時候是陪她找專業支援、陪她處理實際生活上的事情,「有時候只是記得她今天可能已經很累,不要再要求她重複講一次發生過甚麼。」她們亦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不要只問「我可以為你做甚麼」,也可以問「你希望我怎樣陪你」。

「因為倖存者失去的其中一樣東西,可能正正是對自己身體、生活和選擇的控制感。身邊的人如果可以把選擇權慢慢還給她,本身已經是一種支持。」而對她們來說,We Are X 能夠走到今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羣體裏面有人願意這樣接住彼此。

冀法改令人重新相信司法制度

諮詢期結束後,保安局指收到超過六千份意見書,逾九成人支持修例,又表示會「積極考慮」訂立「持續性侵兒童罪」。對We Are X而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並會繼續留意之後的發展。但她們一直希望澄清︰「性罪行法改的目的並不是提高入罪率,而是將法庭內外對性暴力的討論,帶回一個合理的位置——不再只是檢討受害人為甚麼沒有反抗、沒有拒絕得夠清楚,而是討論被告當時到底有沒有採取合理步驟去確認對方同意。」

她們亦認為,法改最終要達到的,是令更多受害人重新相信司法制度,願意在需要的時候走進制度尋求協助。只有當受害人願意求助,案件才有機會被揭發和追究,犯罪人才不會因為受害人對制度失去信心而逍遙法外,甚至重複犯案。

她們形容今次是重要的一步,但不是終點。

「我們希望有一天,倖存者會覺得:『我可以相信這個制度。』那才是我們心目中的句號。」

(插圖︰黃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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