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中學歷史科老師阿傑（化名）首次感受到同事們的熱切關心。
朝八晚四，在校園每走幾步路，就有老師攔住他追問心聲。中午時分，他平日多數低頭默默吃飯，豎起耳朵聽前輩說話，這天圍坐飯桌，大家的話題都繞着他轉，讓他吐了入職以來最多的苦水。飯後回到教員室，幾個同事堵住桌旁的通道。有人談到學生升學問題，有人向他詢問詳情，教他該怎樣安撫學生，也有人揶揄幾句，問會否擔心失業。連校長都着急地問他，到底前一日發生的事會否嚴重影響學生成績。
一時之間，他好像成了風雲人物。他認真算了一下，總共得到十四個老師主動問候。他有點驚訝，一道試題竟會變成大新聞，更沒想過歷史科會突然獲得關心。雖然他沒教中六生，但是文憑試這回事，所有師生都關心。他說，那不只是一道題目、一場考試或一個科目，而是關乎思想自由。
這一刻 就是歷史
去年大學畢業，他於社會氣氛最熾熱時覓得中學教職。還記得第一天上班前夕，他躊躇滿志，製作了課堂筆記和教學簡報，特地剪了個俐落的新髮型，將恤衫燙得整齊筆直，準備神采飛揚地見學生。起初他頂多擔心自己應付不到繁重的行政工作，但對於教學方法，他滿有自信，畢竟同是讀新高中學制出身，課程內容又沒太大變化，該不會有代溝。
師生之間，果然沒什麼代溝，甚至有很多關於文化及劇集的共同話題。但阿傑的教師生涯，剛好始於反修例運動爆發之時。入行不足一年，阿傑身處風波之中。社會運動、罷課、停課、疫情來襲，然後是文憑試被取消了試題。他好像走在歷史裏面，默默見證着時代的發展。
課室內外，紛紛擾擾，學生總是嚷着，想要知道他的政治立場。這一點，他會拿捏尺度，避而不談。教學時，很多時學生都會起哄，主動連結到社會運動、極權主義，以至六四事件和六七暴動等。他有點欲言又止，因為經驗不足，他常常天人交戰，「to 教 or not to 教，this is a question」，後來想通了，不如順勢，以社運作為教學的切入點。
中二年級有個單元，名為「革命的時代」。內容包括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解釋三級議會、選舉制度和啟蒙運動等議題。每當他吩咐學生翻到這頁，往往老師話音未落，學生已急不及待地大叫口號，並作勢揮動旗幟。面對三十幾雙澄明的眼睛，他從社運說起，再耐心解釋，歷史上的革命未必都涉及政治運動，也不一定牽涉到流血衝突，只要有徹底轉變，就稱得上是革命，例如工業革命。
「教得歷史，都算是有點風骨，會直話直說，會鼓勵學生思考。」他說，希望從他們關切的地方，開闊他們對「革命」一詞的想像。歷史若能跟時事扣連，就能引起學習興趣，願意主動發問。在疫情期間，他正好教到國際社會合作，便聯繫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通報機制，怎樣解決醫療問題。「歷史不是一件遙遠的事，而是處處跟生活扣連，令人反思古今的關係，汲取教訓，沒有所謂思想禁區。」
老師的恐懼
一場疫情，學校停課，將課堂從線下搬到線上。
開視像軟件教學，聲音畫面沒問題是基本，但他心裏有另一重顧忌。他任教的學校，每級至少三班有跨境生。對着屏幕，他總覺得渾身不自在，常思前想後：究竟誰在聽？會否有人在錄音？學生背後是否有家長盯着？想到這裏，他就不期然感到憂慮。儘管教學中他不會特別挑選敏感的話題，但是假如談到中西方接觸、殖民主義、侵略主義、六四事件及反官倒，他擔憂這些會否惹起學生以外的人的疑慮。他嘆氣：「不敢說太多，因為一定要顧及多方面的感受，也要保護有關教學不會被秋後算帳。」他真的想過，如果遇到學生就「政治問題」投訴，那自己就「死定了」。
復課後，跨境學生還在對岸，不能同步上課。學校規定老師在放學後，在教員室再跟跨境學生額外網上授課。
一個循環本來要上二十幾節時間，現在幾乎加倍。即使理論上是將原有內容照辦煮碗，但作為新人，在教員室授課，眾目睽睽，更像演示而不像教學，因為一舉一動，不容有失。如果在課室直面學生，他會嘗試解釋人民為何會對政權感到恐懼，但在網上授課，他避開了這個議題。
讀歷史 學一種思考方法
試題風波一役後，他問自己，為何明明在教客觀的歷史，好像也要鬼鬼祟祟。「那股憤怒提醒了我，歷史科某程度上是要汲取教訓，導人向善，但不代表要避談黑暗面，難道任何屬於『傷害國民感情與尊嚴』的議題也不應被討論？」
歷史教育核心精神，不只要問”what”，更會問”how”和”why”。在理解史實的同時，獨立思考同樣重要。他回想讀大學時，題目包羅萬有：飲食、宗教、政治，甚至是歷代寵物史，都可探討。中學教育雖然限制較多，但在歷史科的自由世界，就算是戰爭慘劇，學生可以用個人觀點去衝擊既有思維，開闊眼界。
他舉例，二戰雖然慘酷，但提升了婦女地位，間接促成亞洲興起，日本雖然戰敗，被美國佔領，但得到美國支持後成為大國。他提到二◯一七年的文憑試，其中一問題是：「假設你是一名活於一九四五年的中國知識分子，你會否支持中共？」他說，這題目比今年的題目更敏感，「但歷史是教你理性地易地而處，宏觀分析，挑戰新思維。」他解釋，論戰爭，不是看當刻影響，而是視乎歷史長河的發展。他翻開教科書，上面寫着晚清見日本日漸富強，便效法明治維新，向日本學習推行君主立憲，尋求中國的出路，是為「利」。是次試題的資料一面倒，正是在考核「就你所知」，補足沒提及的部分。
「百分之九十七前線歷史老師都反對撤題，專業界別裏民意十分清晰，但當局根本沒諮詢過我們意見就妄下定論。教育改革和試題變動，一入行就完全感受到教師專業如何被行外人踐踏。」阿傑說。最令他感到無奈的是，當局還一直說是基於專業考慮。
對他來說，行外人的話，反而比業內專家更能影響歷史科的命運，因為老師會根據考題趨勢，調整教學內容，明知考評局不會再出爭議性事件，自然會跳過相關內容。他擔心此事先例一開，歷史教育就可隨意剪輯甚至消失。現在每年少於一成學生報考歷史科文憑試，意味着只有極少數人真正認識歷史，風波或令更多人卻步。他認為，作為歷史科老師，在社會紛亂的時代，資訊難辨真偽，反而更應捍衞歷史科的價值。
初中歷史科新課程大綱將於九月上場，新修訂課綱中，「革命的時代」將分拆成兩部分，分別納入「近代歐洲的興起」及「美國的成立及發展」兩個單元，各自縮短課時。他質疑，這樣會淡化民主自由思想，因為當中提及「社會契約」，意味政府的管治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政府，也提及思想家伏爾泰在啟蒙運動時期提倡的言論自由。他不知道新教科書，對這些重點有多少改動。
「教歷史科，好處是在教科書以外，老師有自己的筆記和講解，就算書中只有一句，我也可以延伸更多背景資料。」他說，會花更多時間跟學生探討法國革命的核心價值。
時間可以做出裁決
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正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所寫成。開首有一句話：「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
對阿傑來說，在動盪時代入行，捲入教育界的漩渦，無疑是最壞的時代；但講課變得生活化，多了人願意尋找真相、考究歷史，所以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他覺得很多事情跟歷史一樣，都得交給時間下定論。
此時做歷史老師，他感覺自己身負重任，常提醒自己要是其是，非其非，對下一代講述真相。「有人說代價沉重，但我覺得自己nothing to lose。」他說得灑脫：「人永遠不會知道在什麼時候用得着有用之身，倒不如趁現在還未到無可挽救的地步時，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爭議」試題不是第一次出現
- 1967年的暴動在什麼程度上有助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發展？（2008年AL）
- 你是否同意曼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試根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生涯，解釋你的答案。（2008年CE）
- 假設你是一名活於一九四五年的中國知識分子，你會否支持中共？（2017年DSE）
- 孫中山和毛澤東哪一位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2018年DSE）
歷史科強調什麼視角？
歷史科的訓練中兼備"ASK"，即結合「態度（Attitude）」、「技能（Skill）」和「史識（Knowledge）」。根據《課程及評估指引》，學生應表達不同觀點與角度，辨識偏頗的觀點及隱晦的假設。在評核中，學生需比較和詮釋歷史資料，根據可用的顯證提出合理結論，引用新史料對歷史重新作出詮釋，並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