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出十多國語言版權，截止二○二四年在內地賣出逾二十萬冊，暢銷書《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書寫自身的工作經歷。在作者以前，他先是勞動者，送快遞、分快遞，當店員賣單車，也做過小生意，但賺不了大錢，生活伴隨失意。反而一本記錄他失意人生的書，改寫命運，帶來金錢，不必再辛勤勞動，允許他投入寫作。當人生翻轉，到底對一個人有甚麼改變？胡安焉的想法或許反高潮，他說將來未必再寫書，「而且我可能有這樣的計劃，大概到五十歲之後可能我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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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寫經歷 網上熱傳造就出版
胡安焉三月來港出席香港國際文學節，趁他還未離港跟他訪問。他身穿素色連帽衫，儘管成了暢銷作家，依舊樸實。張嘴一口廣府口音，令人想起六七十年代港產片，那時香港跟廣州說的廣東話還是相差無幾。他的話如決堤般湧出來，好像在跟朋友聊他的人生，話後又會說自己囉嗦了、扯遠了。畢竟《我在北京送快遞》於他人生失意處展開。
二○一九年底，他任職的快遞公司解散，接着新冠疫症爆發，他沒有去找工作，反而重拾寫作。放下寫作多年，他打算先寫自己經歷來恢復狀態。從前他在網上寫小說，最多只有幾百個人看過；同樣，今趟寫的文章沒太多人看，唯獨一篇文章，寫他從事物流分揀的經歷，在網上瘋傳。
二○一七至一八年，他在廣東的物流園工作，地點設在郊區，方便大批貨車進出，每當夜幕降臨，他便回去城市偏僻的角落工作。跟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反過來，晚上七八點上班，早上七八點才下班，十二個小時困在分揀場，接近九至十個小時不能停下手腳，不斷抬貨、搬貨。
雖然他從事物流分揀不足一年，已經感受到工作造成生理影響，書中提及：「我聽說，長期熬夜會增加患上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我年紀已經不小了，這不是遙遠的事，為此我很焦慮。實際上我已經感到腦子不好使了，主要是反應變得遲鈍，記憶力開始衰退。為了延緩大腦的退化，我就開始吃堅果，也不管有用沒用。」
置身便利的網購時代，原來仍未機械化，貨物迅速送出全賴血汗勞工。這篇文章發布後，媒體和出版社編輯聯絡他，編輯建議他繼續寫自己的工作經歷，另一方面也是讀者回饋，胡安焉回想，「令到我覺得這些內容其實是有意義，以及不可以忽視的就是，這可以為我帶來經濟回報 ，這個都很重要，絕對不可以迴避。」
從線上走到線下，先有藝術團隊將他的工作經歷印成小冊子傳閱，後獲書刊收錄其中一篇書寫工作經歷的文章，被出版界看見。好幾個編輯聯絡他，最終於二○二三年在內地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遞》，記錄他二十多年的工作經歷。
《我在北京送快遞》翻譯成多國語言（網上圖片）
消化原生家庭創傷
閱讀他的工作經歷，不同人有着不同解讀。有些人認為，他為中國基層勞工發聲；有些人認為，他在書寫北京非政治的一面；有些人覺得，跟自己的經歷有所共鳴 而他們，才是胡安焉最在意的讀者：「他們可能默默無聞，一直過着不順意的人生，不斷地努力消化自己的家庭文化、童年的創傷，這樣的人肯定是相當多的。」
胡安焉搭上七十後的尾班車，於一九七九年出生，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一九九九年他進入勞工市場，年輕時每份工作總做不長。因他不敢捍衛自己的權益，跟同齡人比總吃虧，老被人佔便宜，只能不斷轉換工作。驀然回首，他認為跟成長經歷有關。
他在廣州成長，但父母都不是廣州人，跟母親講上海話，跟父親講普通話，跟姊姊才講廣東話，一屋便有着一文三語。七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口流動少，廣州裏的外省人也屬少數，「相對來說，我覺得我們家裏跟廣州本地那種文化是有差別的。」
他觀察，廣州本地人傾向培育孩子成頭腦靈活、懂得權衡利弊的聰明人。「如果你說一個小孩子善良、正直，那就是說他傻，稱讚別人小孩子要稱讚精明、聰明。我父母其實很簡單，我父母肯定認識不到聰明是一種稱讚。」
他的父母仍然服膺改革開放前那一套，教養講求服從、紀律，必須顧及社會集體利益而非私利。「我們那時那一代，新聞裏面會講，我媽媽有時都會講，拯救這個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歐美國家水深火熱，老百姓被剝削，經濟危機定期出現，我們現在雖然貧窮，但我們的制度更優越更平等，我們無貧富分化。大家都窮，當然無貧富分化。」他的父母認為國家會安排一切：「國家需要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所以對他們來說，服從性是最強調的，如果我不遵守紀律、不乖、不聽話，首先就是對我批評。」
最失意時寫作
三十歲前，他做過酒店服務生、服裝店賣衫、加油站加油、送餐、送貨、繪圖、漫畫社學徒、美術編輯……老實人賣力工作，反遭增加工作量，或受同事眼紅，討厭他拉高工作標準，每個地方都待不久。三十歲時，他剛剛結束跟舊同學合夥的女裝生意，但說起這段經歷，他愈說愈急，幾乎全程掩着臉回憶。
二○○六至○七年，廣州物價、房價開始上揚，那時他有女友，考慮到打工賺錢不足以成家置業，遂跟舊同學在廣州外合夥做生意。最後，他和舊同學各出兩萬元，落腳廣西南寧做女裝生意。
「雖然是賺錢，但賺得有限， 做生意很累，同行的競爭是非常醜陋。」南寧的小商場裏，店舖像蜜蜂窩，賣着同樣的女裝，來自同一貨源，互相抄襲熱賣的款式。賣女裝賣得要提防競爭對手算計，有時甚至被流言蜚語中傷，顧客對他的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每日，他都在封閉的商場做十多個小時生意，「到我離開的時候，我覺得精神就已經不是很正常，」對人愈來愈警惕、迴避，總覺得別人背後說他壞話，總覺得別人針對他。
體力透支，換來只比打工多一點的收入，不但沒有改善經濟狀況，女友更已離他而去，於是結束生意。「我那時候年齡已經三十了，首先是一事無成，女朋友就走了，錢又沒有賺到，雖然有一點收入，但是生意的收入也不多。加上在廣州找工作，按照我的年齡和之前那些工作經驗履歷，其實很難，基本上找不到比較好的工作了。」
把心一橫，他暫停工作，只做一件純粹的事：寫作。
胡安焉三月來港出席香港國際文學節
有錢時寫作 無錢時工作
「在可以選的選項裏面，可能寫作相對成本比較低，因為人人有個電腦就可以寫，甚至或者買支筆買本簿就可以寫。」
成長階段，他跟文藝風馬牛不相及，但漫畫社同儕打開他的文藝世界。之後他未繼續閱讀，但在苦悶的南寧商場，他重新閱讀文學。離開南寧後，接近兩年不工作，只靠積蓄過活，全時間閱讀和寫作。他取材人生經歷，寫一些現實生活題材的短篇故事。但正如其他有寫作夢的人，積蓄用光還未有人賞識才華，便回去工作賺錢。
二○一一年電子商務興起，他打算邊做網店邊兼顧寫作，然而網店工作量比想像中大，無法兼顧寫作。二○一二年，他結束網店生意，也放下寫作，決定好好工作賺錢，先改善生活。「基本上我很難再去過大多數人成家生兒女的路線，我覺得放棄了這個方向，反正就無所謂了，對我來說我沒有多少選擇，但是我也沒有甚麼可失去的。」
他的工作走遍大江南北，到雲南到上海，最為人熟知的廣州物流分揀，最後他在北京送快遞。那些勞動歲月，他再沒有時間寫作，但也賺不了甚麼錢。他在北京送了快遞兩年，書中他這樣形容那時的自己：「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三十元的送貨機器，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
可能不再寫下去
造化弄人，賣力勞動都改善不了生活，反而寫作讓他不必擔心生活，《我在北京送快遞》更賣出十多國語言版本。最初他對這本書的期望很低，「希望這至少可以賺到錢。不要說出版方連錢都賺不到，我肯定就害人家虧錢，自己也賺不到。」
後來，他再出版兩本書《生活在低處》和《我比世界晚熟》，乍看寫作夢成真，他卻說自己未必寫下去。他沒有跟任何出版社簽約，「我又不是才華特別出眾的，沒有必要去寫一些為寫而寫。為了出版而寫，為了保持作家的身份，或者為了繼續停留在文學圈、文壇裏面而寫，我不會這樣做。」
「我就算今天開始消失，不寫，失蹤，沒有人聯繫，都沒有問題。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而且我可能有這樣的計劃，大概到五十歲之後可能我就消失。」胡安焉說。
《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