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對方喜歡哪個顏色、愛吃甚麼食物嗎？」
在尼泊爾南部的一座小城，蕭美娟這樣問一對夫妻。
妻子答，知道丈夫喜歡的顏色是白色，最愛吃當地一種叫Panipuri的小吃。這種小吃形似煎堆，內裏填以洋蔥、薯泥和酸辣汁，咬一口，汁水在嘴裏爆開。
同樣的問題，再問丈夫，答案是「不知道」和「不知道」。
妻子名叫麗迪嘉（Ritika），丈夫名叫基士拿（Krishna），他們在一年前結婚，當時兩人都是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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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問：貧窮和困局是一種不能改變的「基因」嗎？
蕭美娟（Kanie）在國際培幼會工作十餘年，這是她第五次到訪尼泊爾。從香港出發，經過五個小時的飛行到達加德滿都，再轉搭一小時內陸機，Kanie一行人降落在賈納克布爾（Janakpur）的機場。
稱其為「機場」都有點過分——這裏沒有行李轉盤，落機要自己從卡車上翻找行李。
賈納克布爾是尼泊爾南部的邊陲城市，人口約20萬，面積和香港島差不多大，緯度也相近，同屬亞熱帶氣候。因為喜馬拉雅山脈阻擋了來自北方的冷空氣，這座小城到了炎夏，氣溫可達攝氏四十多度。
Kanie抵達時已是夜晚，沿途的小店部分還開着，賣塑膠桶，有簡陋的藥房，有肉檔，豬肉直接放在檯面上。
這樣的地方，尋常人可能會覺得太貧窮，但Kanie已經見過無數次類似景象，她講起時語氣並不驚奇，只是仍然會問自己：「為甚麼這些地方依然這麼窮？」
尼泊爾三成半女孩十八歲前結婚
這次來，Kanie的主要目標是探訪當地的童婚情況。在尼泊爾，有35%女童在十八歲之前結婚，更有6%在十五歲前結婚。賈納克布爾所在的南部問題更嚴重。
麗迪嘉和基士拿就是探訪的個案之一。
麗迪嘉嫁進的是一間磚屋，不是木屋，在當地已算過得去。屋子有兩個房間，Kanie一行人就坐在門口訪問。天氣難得晴朗，煮食的爐火設在屋外，屋裏沒有電視。屋頂是一個小小的天台，爬上去，正曬着一排粟米。
故事要從麗迪嘉的姐姐說起。麗迪嘉十五歲那年，姐姐與低種姓的男子私奔，成了家中不能提的醜事。為了不重蹈覆轍，父親在一日之內，把麗迪嘉許給另一條村同齡的基士拿。兩家種姓相同，大人覺得很妥當，也很安心。
婚後麗迪嘉不再上學，日常變成煮飯、做家務，照顧基士拿年邁的爺爺和嫲嫲。爺爺的腳用紗布包着，換藥時仍在滲血，Kanie推測是糖尿足。
按當地習俗，男孩基士拿結婚後仍可上學，肩上卻多了一個家。Kanie說，訪問期間他總是眉頭深鎖，說自己正想辦法多賺錢，甚至考慮出國打工。
最脆弱的一環 來自她不知道可以說「不」
作為女孩的麗迪嘉，因為結婚，失去了求學機會，她為何一直那麼順從？她給Kanie的答案出乎意料：沒有人告訴過她，可以說「不」。
二〇一七年，因為童婚問題嚴重，尼泊爾將法定結婚年齡由十八歲提高至二十歲。但在執法不嚴的村落，女孩不知道，父母也不在乎。Kanie和培幼會在做的，就是把「反抗」的意識教給女孩們。
去之前，Kanie了解的是理論知識，是當地同事給她的背景資料。去到當地，看到眼前一個個「家庭」，Kanie還是覺得震撼。紙面上的數字跳脫出來，變成麗迪嘉，變成活生生的生命，變成成千上萬個女孩。
放眼全球，每年約有1200萬名女童在十八歲前結婚，若改變進度不加快，到二〇三〇年將再多出逾一億五千萬名童婚新娘。Kanie的估算更嚴峻：照現時的速度，要近三百年才能消除童婚。
傳統的力量很強，根深蒂固，個人力量，有時而窮。
積步可至千里 一點一滴 改變世界
面對這樣的情況，她的工作，有如杯水車薪，真的有意義？
她斬釘截鐵地說：「一定有。」她知道，她們的力量還不夠大，很多問題，也不是做一個項目、一次探訪，甚至訂立一條法例就能改變；但她內心有另外一條「人生定理」。
「你不做，就更不會出現改變。」
她提到孟加拉：她們工作的社區，童婚率相對該國其他地區，下降了20%，而全國只下降了 3%。
赴南蘇丹 先要接受遇劫持的「自保特訓」
培幼會每年都要去一兩個發展中國家探訪，遇到那麼多個案，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Kanie深吸一口氣，講起南蘇丹。
那是二〇一七年五月，她去南蘇丹探訪當地饑荒情況。出發前，她先要接受三天的培訓，內容是如何在被劫持時自保：劫持者通常會做甚麼？人質應有甚麼反應？這堂課是進入衝突地區的先決條件，完成才獲准出發。
經費有限，她沒有攝影師同行，獨自開啟這段艱難旅程。
一降落，便遇大風大雨。入境的地方沒有遮蔽，登記處是一個好像貨櫃箱般的鐵箱，滂沱大雨，打開行李檢查，狼狽萬分，「但沒有辦法。」
之後要乘搭軍用直升機進入南蘇丹。像電影裏一樣，機艙座位是兩側橫向的，轟鳴聲中，乘客戴上耳罩，背靠着深綠色的機身。
經歷多年內戰，那年二月，聯合國與南蘇丹政府宣布，國內兩個縣進入饑荒，另有約一百萬人瀕臨餓死邊緣。通貨膨脹，普通食物對許多家庭來說已是天價。
直升機降落後，她看見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住在小小的帳篷裏，就在附近生火煮食。同事帶她到一個社區中心。那裏的工作，是測量孩子的中上臂圍，再配給食物——這是難民潮時，快速篩選出「急性營養不良」孩子的方法。糧食不夠，只能分批發放。
Kanie特別記得其中一個三歲的小女孩小露。
三歲的小露 已沒力氣趕走臉上的蒼蠅
小露那時虛弱得講不出話，只是站着就搖搖欲墜。手臂量度出來只有8.7厘米，「和一枚五元硬幣一樣粗」，屬嚴重急性營養不良，需立刻送醫。
一隻蒼蠅路過，停在小露臉上，她抬了抬胳膊，但最終還是沒力氣揮走。
Kanie平日隨身帶着餅乾和水，便把一包餅乾遞給她，她很快把整包吃光。Kanie還有個習慣：身上會預備一個一百元的利是。那一刻，她很想把利是拿出來。同事叫她不要：你拿出來，究竟給誰？
她最終沒有拿出來。她唯一想到的，是回香港之後要把這裏發生的事情講清楚。她接受了很多媒體訪問，最後籌得約一百萬港元。「這是我人生裏最難忘的一次。」她說，每次講起，每次都會哽咽得難以講下去。
她見過太多窮人。有人因為貧窮中毒，手指變了形，牙齒變了色。但瘦到這個地步，她也是第一次碰到。
不忘她們的苦澀 選擇只畫她們的美麗
這趟旅程裏，另有些畫面她沒有料到。在那裏，成羣的女性聚在一起，衣飾很漂亮，T恤外面套一件長袍，布料像窗簾布、花呢布，手腳都戴着串珠的首飾，很有民族特色。
穿得這麼漂亮的人，卻沒有東西吃。
Kanie問她們上一次吃飯是什麼時候，有人答昨天，有人答前天。
她還記得一個女孩，家境算好，母親是教師，但貨幣貶值得太快，她們要用一大疊鈔票，才換得一小袋豆。女孩對她說，希望將來做總統，解決這個問題。Kanie欣賞她：「至少她知道要改變。」
在工作之外，Kanie喜歡畫畫。靈感常來自探訪途中見過的人和風景，令她印象深刻的畫面。從南蘇丹回來後，她畫了那裏女性們漂亮的衣服，但不願描摹出她們苦澀的故事。
她說，畫畫不是完全抽離工作，而是另一種沉澱：把累積的情緒慢慢消化，再重新出發。
從商科到慈善機構 從幫公司到幫人
走到這一步之前，Kanie先是個商科生。
問她怎樣入行，她說，這是個有趣的故事，起點是一個她不喜歡的環境。
她大學主修工商管理，畢業後順理成章在銀行、飲食集團等公司任職，從事市場推廣、銷售和公關，前後約十年。她轉工，從來不是為了升職加薪，而是受不了某些環境：老闆若苛刻、不守信用，即使升了她的職，她也不想留下，「因為覺得不公平」。
她自認是個愛打抱不平的人。先生調侃她：「你做警察一定不用回家，因為見到人闖紅燈，你就會去截人。」
一九九八年，她轉到香港樂施會，特別的地方是，負責面試她的還包括她應徵職位的下屬。她放眼一望，那間辦公室很簡陋，沒有天花板，洗手間男女共用。她當時就不期然這樣想：「真夠慘，要幫幫這個地方。」這一「幫」，便是十六年。二〇一五年一月，她轉到國際培幼會（香港）任總幹事，當時培幼會在香港幾乎沒有人認識，是一個新挑戰。
女童議題 香港沒有多少人做
她說，來到培幼會，她發現沒有人做女童議題，「整個香港都沒有人做，至少我認識的機構沒有。」於是她第一次出差，便是去看童婚。後來，由童婚到人口販賣、性侵，女童的議題一個個被帶回香港。
Kanie家裏有八個兄弟姐妹，從小在重男輕女的環境長大，如今又為人母，回望這些議題，感受更深。二〇一八年去柬埔寨時遇到的女孩，更勾起她的思緒。
那位女孩叫柏蘭，當時十六歲。她本來很喜歡上學，但家裏貧窮，十五歲時被迫輟學結婚。後來她懷孕，醫療中心離家太遠，整個孕期都沒能做過產前檢查。最後，她在家中誕下一名早產女嬰，不到一小時，嬰兒便夭折了。
「作為一個母親，聽到這裏其實很難受。」Kanie說：「懷孕、生育本身就足以令人徬徨，何況是一個只有十幾歲、身心都未成熟的女孩？」她想問：為甚麼一個女孩，只因為出生在另一個地方，就可能連讀書、選擇何時結婚、何時成為母親的權利都沒有？
彼方的女童 此地同心 因為我們珍惜所有人的選擇
Kanie不諱言，把故事帶回香港，有籌款的考量。但她希望香港讀者不要只用「同情」的角度看這些女孩：「她們和香港的女孩沒有太大分別，都喜歡跟朋友玩，有喜歡的事，也對未來有夢想。真正不同的，只是她們出生的地方，以及她們有沒有機會把夢想變成選擇。」
這份工作帶給她最大的變化，是重新理解「選擇」兩個字。真正重要的，不是替女孩選擇一條「更好」的路，而是確保她有教育、有知識、有資源、有安全的環境，最終由她自己決定走哪一條路。「我自己擁有的選擇權，我也希望每一個女孩都可以擁有。」
工作累了，她喜歡喝可樂。這是她的選擇：辦公室裏，收集了世界各地的限定可樂罐，紅的，黃的，粉的，整整齊齊，擺成一排。
她形容，推動兒童和女童權益，像一場接力賽。未必由這一代人完成所有改變，但至少，她希望自己可以把手上這一棒好好跑完，再交給下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