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別平權】跨性別人士免術換證案終極勝訴 上訴人謝浩霖「揼石仔」五年 歎只是階段性勝利 目前仍未能換證
在今年二月六日以前，跨性別人士需要接受全套性別肯定手術，才能夠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然而，手術風險甚高，以跨男為例，若要成功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必須切除子宮及卵巢，並建造陰莖。跨性別男性謝浩霖（Henry）曾因此避免前往區分男女性別的空間，無法去健身室；接受磁力共振檢查時，還是要穿上屬於女性病人的病袍。
他形容不人道政策猶如「活摘器官」，於是在二○一七年展開司法覆核，遁法律途徑，爭取跨性別人士毋須接受全套手術便可更改身份證性別。這一仗，打了五年，終於迎來終極勝訴。
父親曾說：「你會輸到最後」
Henry來自傳統家庭，家人觀念保守。在展開司法覆核以前，他曾經知會父親，對方斥責同志圈人士都不正經，說他被帶壞云云。父親確實的用字早已忘記，但有一句話Henry一直牢記：「你打呢單官司一定會輸，一定會輸到最尾。」
在司法程序展開以前，律師已告知他需要上訴至終院，他早已預期這是一場硬仗，當中經歷過疫情，初審遲遲未開庭，這段路，比起他預期的長。繼初審、高院上訴庭判他敗訴後，二月六日，終審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入境處要求跨性別人士必須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可更改身份證性別的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下的性別認同權利及身體完整權利，是為違憲。
問Henry有親口告訴父親判決結果嗎？「我覺得依家講都無謂。」
行出來告訴公眾：跨男都是普通男人
勝訴後，訪問邀約湧至。「係贏咗啲人先湧嚟」，他乾笑了兩聲。
判決以前，律師對勝訴十拿九穩，Henry倒是「好驚」，他說，自己是會「prepare for the worst」的那種人。判決以前，他在社交媒體呼籲支持者來旁聽，因為自己真的很害怕。他說，初審和二審那時，都不曾如此。「你打官司就係為咗贏，唔通為咗輸咩？」
「我出盡全力就係為咗贏。」出盡全力，包括公開身份打官司。公開身份，總有許多現實的考量，與他一同入稟的Q便使用化名，亦從未現身，但Henry卻決意走到最前方，「對家經常說，如果讓我進入男性空間會製造混亂。我企出來，係咪話到俾你知，我入女性空間先會製造混亂？這是一個很實際的作用，我行出來，就是有這樣的效果。」
「要企出來讓人看到，因為網上有很多關於跨性別的迷思，例如很多搶bite、獵奇的消息，和現實生活有很大差距。」他有感外界對於跨性別人士的印象，只流於「人妖表演」等等。他帶着寫上標語的自製紙牌前來，牌子用了好一段日子，黏在紙皮上的紙張有點破爛，墨水微微化開，有一張寫上「Transmen are men」。「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是大家的家人、朋友、同事，都是普通人，要我們行出來，大家才會看到，原來跨男都是普通男人。」
自小自覺是「兄弟」一分子
接受訪問，總是免不了要反反覆覆地回想與訴說性別過渡以前的歲月。剖白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迷惘、歧視和痛楚，會否等於再三剖開傷口？他輕笑了兩聲，吐出一句：「Part of my work」。他接着補充：「太深入的我都不會說，我覺得這些對我而言，未做成二次傷害的程度。」
「小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是兄弟（男性朋友）中的一分子。」他說，從小已「經常被當男性看待」。中學時期，他就讀女校，「我一入到女校，同學已經認為我是去錯地方，以為我是某人的細佬。」他指，學校恐同且高壓，是個「鬼地方」。身為籃球校隊成員的他，得到校方允許穿運動服回校，方便練習。當時蓄短髮，衣著打扮較為男性化的他被師長當作女同性戀，並視之為壞學生。「我知道什麼是女同性戀，但我不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他亦曾被老師訓話，直斥要留長髮才符合女生的標準，亦曾見証該老師把一個與女生約會的師姐逐出校隊。當時他仍未明瞭自己的性別認同，「那時候不知道什麼是跨性別，跨男就更加少見，會知道變性人河莉秀，是用『變性人』形容，比較負面，難以和自己直接聯繫。」在他的要求下，家人把十七歲的他送往英國布萊頓（Brighton ）繼續學業。
抵埗後，他才從同學口中得知，當地原來是世界著名的同志友善城市。在自由開放的彼邦，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是一位跨男。受到性別不安所折磨，他即使一直束胸至喘不過氣，還是無法平伏焦慮，皆因他最想的是擺脫自己女性化的胸部，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下去。於是，他到性別認同診所求診，開始服用男性荷爾蒙藥物，隨後進行乳房切除手術，並於二○一六年獲得英國的性別承認證書，代表他已被當地法律全盤承認為男性。
因為一個工作機會，他選擇在二○一七年離開英國，回到香港。他發現，香港的跨性別人士在生活上面對不少難關，難以進入洗手間或被查身份證的難堪，都是在英國未曾經歷過的。畢竟，他在當地接受荷爾蒙替代治療及上身手術前，已經更換了英國護照上的性別 ，由申請到收到新證，僅僅需時一星期。
他曾留學英國，大學畢業，在職場上，Henry算是有選擇的空間，能夠選擇一些同志友善的機構。「我比較好彩，我很selective，很小心，識得保護自己，避開了好多公司。」不過，不是所有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他為草根階層或選擇空間不多的跨性別人士抱不平，曾有跨性別人士向他反映，因為工作規定，必須穿男女制服而感難受；亦有朋友因為開始服食荷爾蒙藥物而被公司辭退。
工作上，Henry尚算有選擇；日常生活上，他盡量避免使用需要區分性別的地方，避免去做gym。然而，他無奈道：「有啲位我都避唔到。」早前，他去照磁力共振，男女病袍顏色不一，他需要根據身份證上的性別，穿起屬於女性的病袍，與其他人一同等候，場面尷尬。在香港，跨性別人士的處境堪憂，「我們一係就被迫做手術，一係就攞住張錯的身份證。」
五年平權路由零開始 「揼石仔」
於是，他毅然踏前為社羣爭取權益。他形容，跨性別人士是「性小眾中的小眾」。回首五年前，對於跨性別人士權益、性別承認的關注比目前更少，想起昔日境況，他依然激動，直指跨性別議題猶如「雞肋」。在性別承認法諮詢期間，他曾經參與由同志律師李亦豪籌組的性別承認公眾諮詢跨學科工作小組，但是當政府諮詢期完結，社會對議題的關注也無法持續。「嗰樣嘢一過，就冇noise，那幾年關注度是極低。」跨性別人士平權路崎嶇，甚至有同志圈中人反對他打官司，但他一直堅信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香港同志公民社會不成熟，我經常覺得香港沒有什麼同志運動，香港同志平權實際改變都是由法庭帶來，這是不爭的事實。」
五年來，他耗盡心力打官司，時間與金錢上的付出都不少，「付出得嘅都付出咗，冇剩餘的空間可付出更多。」這一千八百多天，全球原本只有少於十個國家設立自我聲明模式，容許跨性別人士毋須提供醫學診斷，僅以自我申述就能按其意願改變性別；現在，採用此模式的國家已有三十多個。而他自己，最初踏進平權運動時只有二十多歲，如今已跨過而立之年，想到那個「乜都唔識」的自己，他也忍不住苦笑：「嗰陣真係菜鳥到，真係勁菜，好癲。」一路走來，他曾加入本地跨性別組織，稱遭到「嚴重歧視和抹黑」，被指「父權」、「情緒暴躁」，更被要求停用荷爾蒙治療。幸好，仍有好些法律界、商界朋友一直作其後盾。近年，鄰近的日本和台灣倡議免術換證，他曾和兩地的倡議者交流，亦因此認識了不少海外的同路人，如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創會理事長許秀雯律師，對方還不吝給予他一些法律意見。Henry總算找到同路人並肩作戰，「心理上感覺冇咁孤獨」。
勝訴只是階段性勝利
不過，即使勝訴，他形容，現時只是「階段性勝利」，肉緊地說：「唔好以為上岸」。
勝訴當下，他回想起十年前轟動一時的W小姐案終極勝訴。已進行全套手術的跨女W小姐，欲與男友結婚，婚姻登記官卻指婚姻雙方應以出生時的性別作準，認為她不是女性，拒絕其註冊。W小姐從二○○九年起走上司法覆核之路。歷經四年，如Henry一樣，在兩次敗仗後終迎來終極勝訴。然而，終審法院同時下令暫緩執行裁決一年，允許政府有更多時間修改相關法例。修例只聞樓梯響，政府在二○一七年才展開《性別承認議題公眾諮詢》，諮詢在同年年底完結，《性別承認法》迄今從未立法，意味着跨性別人士不能按其意願更改性別。目前，儘管入境處敗訴，但尚未知道當局將在何時落實裁決，以及新換證條例為何。已遞交換證表的他，至今仍未成功換證。「終極勝訴差不多一個月來，我根本都不能放鬆，不敢放鬆。每拖一日都是對我們跨性別者的折磨。」
「要再喚起對於性別承認法的關注，因為一日不立法，一日都有性別承認的灰色地帶存在。」他期望有天能夠以自我聲明模式更改性別，不用提供醫學診斷，僅以自我申述就能按其意願改變性別，以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人權。「自我聲明模式宣告跨性別不再是病， 還予我們生而為人的尊嚴。」不過，他坦言：「對政府不感樂觀，所以都要出盡力，要繼續接受訪問。」
勝訴背後，還有很多平權工作一直在進行。目前，他在港大修讀人權法，並於二○二○年成立香港跨性別平權協會，並擔任會長一職。創會甚艱難，他一口氣說了好幾次「煩」，儘管萌生念頭已有一段時間，還是「拖到二○二○年先做」。他說，原本自己都不用Instagram，為了活用以圖像主導的社交媒體，他鞭策自己一定要學會製圖，初時的圖片只是用小畫家製作，笑言「好頹」。這五年間邊做邊學，營運組織、經營社交媒體、儲人脈，今年年初還出版了文集《香港跨男》，紀錄八位跨男有血有肉的故事。眼下的成果，都是「揼石仔揼出嚟」。「我很着重做一些post，是香港沒有太多人報導的，可以是國外知識，也可能是一些技術性較高的知識。」他之前報導過烏克蘭的跨性別者因證件問題逃離不了烏克蘭的新聞，他回想了一下說：「在香港，好像是我報得最快」。
以司法覆核爭取平權，是一場又一場戰役。Herry提到，曾負責多宗平權官司的韋智達律師在去年四月離港，「政治氛圍咁難，同志平權也不會很容易。」就自己這一宗官司而言，他這樣解讀：「今次的判決不代表法治有翻身，但意味着在司法覆核上，這條路未被封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