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映照之間，荷蘭鹿特丹河上長出了一所博物館，內裏存放一段段因流徙而來的故事，牽引着世上各種距離。二○二五年五月，Fenix正式開幕，成為全荷蘭首家以遷移（migration）為題的博物館，作品觸及離散和一眾燙手話題。總監在訪談中一再強調不同看法和經驗的交流，就如身處海港的歷史─多變、多元和充滿可能，她說：「移徙不止是物理和數字，它是人的故事。」
Fenix總監Anne Kremers
「這裏從來都是一個人抵達，與人離開的地方。」Fenix總監AnneKremers說。走在Fenix偌大實用的空間，工業感覺強烈，大窗戶飽覽寬闊河道，承載鹿特丹作為港口城市的歷史。鹿特丹是歐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由一三四○年漁村建成，至工業革命及後至今，它一直是連接歐洲內陸和海洋的據點。Fenix所在地，百多年來是一個熙攘往來的郵輪碼頭，船隻在送別聲中啟程，旅客帶着想像追尋好一點的生活。
當中，聞名的郵輪公司HollandAmericaLine一八七三年在鹿特丹起家，往美國紐約的航線大受歡迎。當年要跨過大西洋絕非易事，曾經有一段有趣傳聞，指郵輪愈多支大煙囪就愈安全，因而愈受旅客歡迎。事實並無大關連，HollandAmericaLine為當時鮮有為次等艙提供一日三餐的船公司，加上造船技術了得，因而吸引大量客戶。該區許多舊建築已被拆除，幸好船公司總部前身HotelNewYork得以保留下來。位於對面的Fenix，建築本身為船公司建於一九二三年的倉
庫。她說，地方歷史就是博物館主題的起點：「人們在這裏坐船，要去美國、加拿大、澳洲、巴西、南非，而很多人也在此到埗。舊時，人們會留在鹿特丹幾天，甚至幾星期才上船。由這所博物館來訴說一切人來人往的故事，好像最合適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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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倉庫浴火重生
「我們第一件『收藏品』，就是這個倉庫。」AnneKremers說，這座平平無奇的貨倉其實有一段古。一九四○年，納粹德國攻打荷蘭，一來茅頭並非指向阿姆斯特丹，而是西歐閘口鹿特丹。炮轟之下，鹿特丹市中心變成火海，約二萬四千棟樓房受牽連，過八萬人痛失家園。可是，倉庫竟得倖存，並經歷長達五年的德佔歲月。捱得過戰爭，一九五○年代，倉庫卻發生一宗火災，幸好大部分建築仍得以保留。船公司將其修復後，以浴火的「鳳凰」命名倉庫。Fenix沿用名字和舊建築，承繼城市的重要記憶。
Fenix主建築現在稱為Tornado，由中國MAD建築事務所創辦人馬岩松主理設計和修復，遠望有如在舊貨倉捲起一道龍捲風，混合原有百年建築。建築強調流動感覺，鏡面物料反映着新馬斯河的波浪。博物館內，心臟位置即見Tornado兩條交錯樓梯，遊人可以從左、右兩方爬旋轉型樓梯往上，一直到戶外天台，一覽鹿港河景和市景。馬岩松指出，設計建築時，希望表達到城市有關遷移、記憶、不安定的故事，就像一場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人們分散後，突然再次交匯，旅程上充滿未知。
Fenix所在位置見證鹿特丹海港歷史，現遙對的Hotel New York，乃船公司Holland America Line總部前身。
Fenix前身為過百年船運倉庫，捱過二戰時德軍炮轟。（Courtesy of Rotterdam City Archives, Fenix提供）
Fenix定位與鹿特丹歷史密不可分，望延續海港的多元特質。（Iwan Baan，Fenix提供）
海港身份跨疆界於說故事
「鹿特丹從舊時起就是一個大熔爐。現在依然，這裏有超過一百七十國族的人居住於此，是最多元的城市之一。」AnneKremers進一步說，Fenix並不是由上述船公司所有，而是DroomenDaad基金發起的一項文化計劃。基金目標是以藝術文化滋養鹿特丹，讓它成為「宜居又可愛」的城市。多年來，鹿特丹聚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造就港口的混雜本性。然而，近年歐洲極端右翼情緒高漲，荷蘭亦曾發生反移民政策的暴力事件。雖然在去年大選，新總理轉為來自中間偏進步黨派，但整體排外情緒依然令人擔心。
Fenix可說在一個風急浪高的時刻登場。她續指：「由人類存在於世上開始，我們便開始遷移。遷移是一件非常『人』的事情，它超越時間，為人類普遍共有的經驗，同時可以很私人。每一個家，都總有一個關於遷徙的故事。」
「我們希望把這些故事帶出來，並且從愈多角度訴說愈好，讓人得以閱讀。我們不是想告訴人你應該如何看待遷徙，你可以組成自己的看法。」多數博物館的收藏都著重考古、工藝程度或藝術價值等，Fenix則「主題式」收藏有關遷徙的藝術品及文物，為一種跨文化、媒介、脈絡的嘗試。例如，收藏文物包括柏林圍牆的其中一塊、十八至十九世紀日本屏風等；藝術作品涉及由鹿特丹到美國成名的WillemdeKooning、比利時藝術家FrancisAlÿs，還有越南出生、長於丹麥並駐柏林墨西哥的傅丹等。
博物館擁有生產知識的權力。就好像同一塊蛋糕，以不同方式把它切開，就會有不同形態的「分隔」（grid）。這些分隔影響了我們建構知識，即主宰看待事情的方法。遷徙雖是人的情感，亦是人的政治。藏品中亦觸及「去殖化」、文化挪用、歧視的各種討論，事實上航海力量強大的荷蘭本身亦有數百年殖民歷史。Fenix由大膽定位出發，嘗試超越歐洲作為「中心」、他者作為「邊緣」的二元視野。就像每個海港城市一樣，它希望靈巧地彈跳，連結不同角落。
Fenix展覽空間設計盡量拆除「牆」的元素，讓作品與作品之間保持流動，圖中為Hana El-Sagini作品 e Big Blue Slippers（2022）。（Collection Fenix ©TITIA HAHNE）
Fenix藏品包括柏林圍牆的其中一部分
海港故事由行李箱迷宮陣說起
舊皮革、塵埃、轆子上的泥巴散發着老去的氣味。為開館打響頭炮的展覽SuitcaseLabyrinth是一個行李箱「迷宮陣」。團隊在世界各地收集超過二千個行李箱，並逐一訪問擁有者的遷移故事。他們先在荷蘭各地區小報刊登招募，又在博物館「地盤」前設「交收點」，連團隊赴德國、美國等地工作時，亦不忘收集當地行李箱。即使未開館前，人們亦反應熱烈，願意將珍而重之的一塊生命歷程交到他們手上。在展覽中，遊人只要拿耳機走到某個行李箱前，對着上面掛着的特製行李牌—「嘟」，耳機便播放擁有者的故事。
當中，最古老的一個行李箱把時光帶回一八九八年。當時，年輕荷蘭女子Willemine的新婚丈夫遠赴中國工作，她決定追隨，從家鄉搬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地。可惜，男人並沒看到這勇敢女子的可貴，多次對她不忠。到了一次，Willemine忍無可忍，決意帶着四個小孩回到荷蘭。當時，她與子女、保母一起乘搭跨西伯利亞鐵路，由俄羅斯伊爾庫次克前往莫斯科，輾轉回到荷蘭海牙，重新開始。回到荷蘭後，她更積極參與女性平權的運動，有份推動一九一九年女性獲得投票權的浪潮。這個行李箱藏起的並不如虛幻的童話故事，而是充滿勇氣，流露着光輝。
展覽Suitcase Labyrinth公開收集了超過二千個行李箱
早期在荷華人移民江湖史
在「迷宮陣」走着走着，其中一個行李箱寫着擁有者出發點竟是「香港」，抵達「鹿特丹」。兩個海港，突然因為一個叫TooSchieMok的名字而接通。早在英殖早期，香港接駁世界不同地方，帝國主義下成為經商貿易及人口流動的轉折點。TooSchieMok來自中國寶安，一九一三年踏上赴歐之旅。他身無分文，全靠自薦在船倉裏工作，協助船隻保持足夠燃料，來換取一次次航程。因為，「當時許多荷蘭船員都不願意擔任這份苦差」。初到異地，只有一身好武功。他加入親友的馬戲團，表演飛刀、噴火、筋斗、雜耍。後來他學會荷語，並看準船業需要大量勞動階層，方為船公司擔任人事中介，主要介紹華人水手到荷工作，生活慢慢得到保障。這個故事遠超於「成功移民故事」，竟然勾起更大的一塊懸疑面向。為更了解故事主人翁，經一番追查找到TooSchieMok的孫子Marco Mok，他一直找尋其祖父故事。Too Schie Mok名為「莫土齊」，娶了一名荷藉女子，組織小家庭。原來，他擔海港故事由行李箱迷宮陣說起任中介及開設水手宿舍生意後，旋即在華人、荷人圈子獲得名氣。由於當年華人持槍案件增加，他不時擔任法庭上翻譯，似乎在黑白兩道的邊界遊走，最後竟離奇死去。除了看到赤裸裸的生存、權力、金錢故事，他的故事亦流露了種族與階級的凝視。
一個人的生命可以多麼細小，彷彿永遠被所謂的「時代」牽引着。在迷宮陣旁邊，博物館展示了一條時間軸，上面載有鹿特丹的歷史線，展示大環境如何影響每一個人。歷史線往往反映了一種詮釋，甚麼事件應該保留或刪減，均代表觀點和權力。Fenix標記鹿特丹有關人民權益和港口發展的里程碑，展示城市平等、多元和務實的土壤。例如，早在一六一五年，大批因躲避葡萄牙政權屠殺的猶太人遷移至鹿特丹。市政府頒布指令，猶太人毋須像在大部分歐洲地區般配戴識別標記，減輕標籤狀況。然而，時間軸亦記載荷蘭商業公司與政府聯手的殖民措施，對印尼、蘇里南、南非地區留下影響。在歷史的大河上，你可感到命運漂來蕩去。然而，人仍能夠留下屬於他的風景。
四件作品折射去留脈絡
「遷徙的故事中，當然你會見到流離失所，你會見到不幸，但或者我們亦想帶出一點希望。人們亦有愛，以及你不能預想的堅韌。」Anne Kremers說。展覽分為遷移、身份、幸運、邊界、逃離及「家」區域，捕捉個體的私密故事之餘，亦反映世界時局各種問題，包括根深蒂固的歧視、文化壓迫、語言瀕危、全球化剝削、地緣政治等。你會發現，世界的脈絡總比想像中近，或能從別人找尋立身安命的旅程找到一絲連結。以下就點算四件作品，跟大家走在路上，細看點點變幻。
1 真相房間
Daria Khozhai作品Truth（2025-2025）
來自烏克蘭的藝術家Daria Khozhai作品Truth（2025-2025），用報紙製作成一間小房子。一九六○至一九九○年代，在蘇聯佔領烏克蘭時期，政府在基輔興建大量品質不齊、粗獷風格的混凝土房屋。居民將報紙鋪在牆上，作為修補和隔溫。而當時流通的報紙是蘇聯宣傳喉舌《真相》，被居民變作底層「牆紙」。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基輔受大量炮轟，藝術家老家亦被破壞，但藏在牆後的「真相」重新顯露人前。她以此為意念，以一九九一年烏克蘭獨立起的報章，與近年戰事的報章，按照她的童年房間重建成小屋，邀人內進參觀。
2 沒有兌現的承諾
圖為Ben Manusama畫作Place You Have Left Behind（2014）；右邊為一九五○年代摩鹿加人安置宿舍的文物。
二戰後，荷蘭欲從戰敗日本中奪回印尼。位於外島的摩鹿加人（Moluccan）不願追隨親近中央地帶、左派的印尼政府，因而與荷蘭結盟，望借力步向島嶼的自治體制。可是，他們軍事敗退，印尼一九四九年正式獨立。而摩鹿加人則要流亡荷蘭，而大部分人長年住在臨時宿舍。荷方無意兌現他們的政治承諾，愛理不理的政策讓他們活在裂縫之中。一九七七年發生摩鹿加人脅持火車，以抗議荷方對待，民眾對此羣體的不滿和歧視加深，形成更長遠的身份創傷。
藝術家Ben Manusama繪畫了當年脅車的女子Hansina Uktolseja。事件發生時，她被荷警射殺。爭議部分在於，至今仍不能肯定她當時是否持械。
3 廚櫃上的「外來」品種
Mario Sergio Alvarez作品De Tuin（2023）
De Tuin在荷語是花園的意思。藝術家Mario Sergio Alvarez剛剛移居到荷蘭時，找到一份搬運與裝潢類的工作，為客人拆除廚房廚櫃。因此，他得到很多被遺棄的櫃子木門。他根據一本荷語植物手冊，在木門上繪畫書中羅列的「異國品種」（exotic species）。這些「外來」植物因為長年累月或廣泛種植，慢慢又會被剔除在「異國品種」之外，成為當地植物。從而，他思考甚麼是外來，而自己會否可能有一天感到紮根。
4 你要去哪裏？
Efrat Zehavi的陶泥作品Where Are We Going（2020-2023）
藝術家Efrat Zehavi二○○一年從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搬至鹿特丹，旋即被這裏的多元氛圍吸引。在委約作品Where Are We Going（2020-2023），她一共記錄一百一十六位Rotterdammer（鹿特丹人），一邊聊天一邊把他們的肖像做成陶泥雕塑，細味每個人的故事。有些人透過朋友認識，有些人只是在街上遇上。跟他們聊天時，她發現：「當你問人們將要去哪裏，他們往往會告訴你他們從哪裏來。」藝術家決定不去燒烘那些泥公仔，即是陶泥隨時會轉變形狀。她認為每一個人的身份都不是永恆，在保存和改變之間，來來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