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浪潮退下 左翼理想青年轉換軌道當DJ 掌握不可控之中的可控:只要發得啱,羣眾就任你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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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吧!香港地下電子音樂派對圖景

從社會浪潮退下 左翼理想青年轉換軌道當DJ 掌握不可控之中的可控:只要發得啱,羣眾就任你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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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Kalok開始一份全職工作,當上工程文員,工作時間朝九晚六,每周六天;晚上他則繼續砌mix、籌辦派對、作DJ演出。他很久沒有過着如此穩定的生活。Kalok於文化研究系畢業,二十歲初開始混觀塘band友圈,受左翼思潮影響,打散工、當DJ、全心投入社會議題多年;近年才開始改尋穩定全職,多存一點錢,「生活有壓力,『搵朝唔得晚』,都無辦法好安心創作」。從社會浪潮退下的理想青年,學會打碟,也學習與世情打交道。他不視之為稜角磨鈍的歷程,反而是一種繼續活下去、過喜歡的生活的方式。

大學畢業後,Kalok想搬出來居住,趁機搬出去前文《在橋底、廢廠與抗爭現場跳舞》所提的工廈共居音樂社區中。「好簡陋,房都冇,攞塊布隔住,好raw的。」Kalok大學期間開始投入社會浪潮,又交上不少同樣關注社會議題的夾band好友,兩個圈子重疊起來。當時大概是二○一一、一二年,觀塘重建、活化工廈政策等甚囂塵上,工廈社羣愈被打壓,羣體愈發變得緊密。

Kalok以前幫忙籌辦游擊show,也會參與表演。他形容當時他們在辦派對的同時,也在實現心目中 的理想世界。(《游擊》Facebook專頁)
Kalok以前幫忙籌辦游擊show,也會參與表演。他形容當時他們在辦派對的同時,也在實現心目中
的理想世界。(《游擊》Facebook專頁)

投射美好世界想像的派對

漸漸地,部分Band仔開始轉玩電音,在共居空間大廳打碟,Kalok耳濡目染,跟學起來。一班朋友也開始出去電音party。Kalok笑說,當時未慣電子音樂的演出形式,以為打碟的DJ只是在暖場,「同啲friend坐在那裏,『喂,等咗一個鐘都未見人出來表演嘅?』,就這樣離開了」。後來他才明白電子音樂文化:所謂舞台中心,是留給人們自由跳舞的空間,而不是被動坐着觀看演出。回想當時,那是一段血脈賁張的理想歲月。Kalok跟音樂人過着「六樓後座」的共居生活,每個決定也須按公社(Collective)原則得到集體同意才進行。

閒時,大家去蒲電音派對、互相交流喜愛的音樂與MV,又在社會一波波浪潮之間一起挺身發聲。為衝擊對公共空間的想像與可能,他們把喇叭音響搬到橋底搞「游擊show」,Kalok都會幫忙搬運、安裝。其後,他自己當上DJ,也會參與演出及籌辦派對。「那幾年,我們盡量在派對的同時,試試灌注我們對社會議題的觸角。」活#化工廈政策只是問題一隅,就如世上的左翼青年,他們同時關注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剝削、階級不平等等議題。他們希望嘗試不飲可樂、不幫襯大財團,也會盡量作垃圾回收,或強調派對的同志友善性質。「搞show前我哋會問清楚,例如那個地方附近有沒有保安,或者係街上面要做嘢、要生活嘅人,會先通知和問一聲我們搞這些活動可不可以。」Kalok說。

這班青年,曾嘗試把派對,髹成他們所期盼的美麗世界。

若果沒有當上DJ,Kalok猜想他或會走上自我毀滅,或因打份正常工而變得生活穩定。
若果沒有當上DJ,Kalok猜想他或會走上自我毀滅,或因打份正常工而變得生活穩定。
他認為當DJ,就如手執操控桿,只要操作正確,羣 眾的能量可隨你指揮。
他認為當DJ,就如手執操控桿,只要操作正確,羣
眾的能量可隨你指揮。

轉換跑道求出路

Kalok現在跟朋友合租村屋,地方窗明几淨,偌大的天台是他練習打碟的工作室。Kalok專攻源自芝加哥的Footwork曲風,也是現時全港唯一一個為此類音樂搞派對的搞手。採訪當天,他正為不久後的派對演出選歌、砌mix,但強調編排曲目次序不等如要把表演框死,應再作現場調動。舉例說,若先於他的DJ「太chur」,羣眾現倦態,到他演出時「就可能轉啲同樣energy但輕鬆啲的歌,可能轉首break(碎拍),啲人的跳法會唔同的,等人換氣,冇咁累」。若情況相反,羣眾對某首歌反應出乎意料地熱情,「咁就播長點,或者在後邊mix少少,好像在即場edit般,令首歌keep住都播,但有少少不同」。

「以前好似好『band仔』,我的音樂就代表我自己。我呢幾年不是這樣想。代表我的,是我處理嗰個音樂或場面的方法,不一定做我最鍾意做嘅事,但是可以做適當而我覺得ok的事。」Kalok說。差不多十年後,Hidden Agenda最終結業,觀塘band友不敵活化政策而四散各區;Kalok自己也終於遷出共居社區,另覓新天地。社會浪潮最終把一代代挺身的理想青年淹#沒。既然理想主義的道路被攔腰截斷,那就像DJ一樣,看着現場的反應,把節奏加快或調慢吧。

Kalok稱有段時間,他未吃早餐就已練習打碟,天天如是。
Kalok稱有段時間,他未吃早餐就已練習打碟,天天如是。

他把時間心思轉至音樂,「有啲嘢安放你個情緒同心智」。生活上,他學會不再死守教條。比如說,他承認他會貪方便而去連鎖店購物,但可以的話都會幫襯小商戶;他會去酒吧打碟賺錢,但一樣會搞地下show,開拓有別於主流聲音的社羣空間。「我覺得自己在大原則上沒有太大改變,除了身邊人與事,都會想關心吓世界發生甚麼事,但因為環境轉變和際遇,亦明白講到同做到真係兩回事。」他說。他覺得不一定要被某些原則所捆綁,反而應學習在「僅餘嘅空間時間能力裏面實踐自己想做嘅嘢同生活」。

時移世易,他無法再投身公共議題與行動。有時他想,若沒有找到當DJ的熱情,他或許會變頹靡、偏激、自我毀滅;或者做個專注工作的普通人,但也可能因此生活變得寬裕(他有時會抱怨DJ設備昂貴:「拎個爛嘅耳筒出去,人哋睇你唔起㗎」)。但是,回想當天瞓身投入公共議題的生活,也未必可持續下去,「而自己生命中另一啲方面例如興趣、事業都未有好好發展,長期自我方面得唔到滿足,對自己唔係好健康。」對他而言,轉換軌道、擴闊圈子,是遲早必須發生的事。

Kalok籌辦及參與過的派對的單張
Kalok籌辦及參與過的派對的單張
Kalok認為搞派對教他滿足,因為可以見到人們在此釋放。
Kalok認為搞派對教他滿足,因為可以見到人們在此釋放。

不可控中的可控

他慶幸遇上打碟。「點都唔會可以完全排解我的鬱結,但至少是我真心喜歡的,令我有動力活下去。」十年間,旋律變調,期盼過的圖畫褪色。在承認不可控的同時,Kalok發現當上DJ,可是一種手執操控桿的方式。「你發出甚麼的energy,個crowd就會把能量發給你,然後你再因此決定把甚麼發回去。其實講到最尾,支操控桿在你手。你這個DJ發咩板出去,只要發得啱,羣眾就任你舞。」

他喜歡當DJ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終於可以站在舞台中央。「以前在社會議題的參與上,你始終唔夠charm,你做唔到個舞台。所以做DJ某程度都是完成了之前無法成為的角色。」

一晚通常有四、五個DJ出演。採訪當天,Kalok凌晨三時才上場。
一晚通常有四、五個DJ出演。採訪當天,Kalok凌晨三時才上場。

去年秋天,記者去了Kalok在工廈搞的一場派對。那是以他的名義所舉辦的第三次派對。因上一次的觀眾人數不多,他一直感到焦慮;但幸而那夜的人數比想像中多,舞池擠滿亢奮身影。坐在一旁休息的他,跟我談起來。「雖然party本質都係玩,但我覺得那個好重心嘅意義,在於自由。當這個社會對人已經好有惡意,即係你善意批判都被惡意接受,我惟有將可以做的事放在這裏吧。我又覺得開心,又可#以帶給人好的影響,這是對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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