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藝師安森今年自行出版《香港樹木筆記》將歷史、自然科學和樹木政策熔為一爐，爬梳文獻，組合碎片，發掘過去與現在的對比之處。
她說，近年發現很多關於香港的地方記憶或檔案紀錄，都愈來愈零碎。因此，她決定以樹木去寫香港歷史，談土沉香與香港的舊時痕跡，敘述不孕的洋紫荊如何成為神奇的時代象徵。
把樹木科學連繫到人文歷史，是安森一直很想做的事。
「我想嘗試令人們了解多一點樹木的東西，不要覺得對樹木的理解就停留於美觀綠化，而是讓樹木和自己、社會有多一點連結。」她說。
「植物的故事就是香港的歷史」——《香港樹木筆記》作者安森.
⚡ 文章目錄
我們與樹木的距離
安森小時候受父親薰陶下，時常接觸植物，對樹藝深感興趣。因為本地並無樹木相關的專業學科，因此十年前赴台灣修讀植物醫學碩士。二○二○年畢業後，回港從事樹藝工作。直到三年後，她把過往累積的植樹經驗、樹木知識，樹藝師工作觀察，集合起來，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審視香港樹木政策。
那麼，如何以樹木角度去寫香港歷史？此時，安森舉了一個反問：「你有沒有聽過『伯公樹』？」
她說，從前的社交圈子，都是從事鄉村保育、農業相關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伯公樹；然而，現在成為樹藝師，身邊共事者較多是建築師、工程師，對樹的知識不多，而且連伯公樹都幾乎沒有聽過，令她感到驚訝。
「很多人聽過風水林，但未必知道風水林的分布，為何集中在大埔林村和新界東北地方，而港島是超少，只有一個。」安森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發現有更多東西想繼續探索，譬如說，這些風水林是在英殖時期前就已經存在，其分布如何，反映當時客家人的集中地等等，盡是記錄着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跡。
成熟的風水林，喬木層的樹冠濃密，保留鄉郊地貌及生境，植物物種繁多豐富。除了土沉香，風水林常見樹木還有假蘋婆、龍果、銀柴、鵝掌柴、韓氏蒲桃、樟樹和潤楠屬植物。村落會拜祭土地公，又名社神或伯公，以祈求平安，而人們便以大樹作為象徵來拜祭，是謂「伯公樹」。
「林村天后廟旁邊那幾棵許願樹，其實都是伯公樹，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了，七百年前村落在這裏的時候，已經歷過三代的許願樹。香港雖然很都市化的地方，但是我們都有不少和樹有關的習俗文化。」在風水林，村民會在墳頭或神龕後種植風水樹。在南丫島一條古村，村民墳上便會種一棵土沉香，寓意將上一代的福蔭留給下一代。
安森感嘆，這些文化傳承很重要，但香港現在很多地方習俗已漸漸失落。「我覺得有時候有些歷史文化，往往到它消失了才去做記錄。如果能夠關注那些仍然延續至今的文化，讓更多人珍惜它們，我認為也會有更多意義。」
安森為書中繪製不少植物插圖，包括洋紫荊（上）、植物根部上的外生菌根菌（中）一般森林和開礦草地的反照率及蒸散發作用，以輔助說明植物科學知識。
無法回去的過去式
當安森追尋香港至今仍延續的樹木文化，土沉香成為她選擇展開故事的第一章。但她直言，土沉香所標誌的，是過去的香港。
「土沉香呢，肯定是香港一定要說的植物。因為『香港』的名字相傳就是用它來命名。但它標誌着過去的香港。我覺得有些東西是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已經返唔到轉頭。」
相傳自明朝至清初，東莞一帶及瀝源（今沙田）及沙螺灣（大嶼山西面）等廣泛種植土沉香，而香農會把土沉香產品，經陸路運到尖沙頭（今尖沙咀），轉以舢舨運至石排灣（今香港仔），最後轉運至廣州、蘇浙以及東南亞，因此這個貿易港口被稱為香港。
安森研究販香歷史時發現，清初實施遷界令（遷海）後，大批香農被迫遷離家園，沉香產業因而大受打擊。此外，由於朝廷長期徵收沉香作為貢品，加上官府採購帶來的沉重壓力，不少香農甚至砍伐香樹，以免再被徵收。自此，香港在香業中生產、出口和轉運的角色變得式微，只餘下香粉寮等地名為印證。
面對香港曾在沉香貿易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安森繼續研究，究竟沉香為何價值連城，如何評級。因此，書中不乏植物學知識，例如介紹沉香形成的木材組織、沉香木的木材特徵，以及分析結有沉香的土沉香木材中，腐朽層、沉香層與健康層的結構差異。
她坦言，資料搜集過程並不容易，因為相關歷史久遠，系統性的記載及研究資料有限，譬如，沉香究竟有哪些珍貴成分、最重要的化學物質是甚麼，國際貿易又牽涉不少商業秘密。但安森認為，重點是希望透過書寫土沉香和沉香不同範疇的故事，讓大家的認知有更多一點細節和闊度。
她說：「就算過咗去都係要講。有些東西已成過去，不代表要被抹掉，完全忘記。它是要被記錄下來，去記得，去繼續寫的。至於現在還在做的事，都很需要去到被人認知和珍惜。」
安森提及香港樹齡學和年輪分析研究不多，認為保留樹木不止保存珍貴的生物資源，還有土地的歷史。
另一個香港象徵：不孕的洋紫荊
如果說土沉香標誌過去的香港，在安森眼中，洋紫荊便屬於「現在進行式」。該篇章題目取為〈不孕的洋紫荊〉。洋紫荊比土沉香更常見，更貼近香港人日常生活，安森卻說，直到在寫書的時候，才覺得洋紫荊其實是一個「幾神奇」、很「香港」的象徵。
洋紫荊，是紅花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和宮粉羊蹄甲（Bauhinia variegata）自然雜交而成的樹。十九世紀末，一名法國傳教士在香港摩星嶺發現並採集了洋紫荊標本，為香港獨有。到了一九六五年，被選作為香港市花。
安森翻查舊報紙與年報，想知為甚麼會選洋紫荊來代表香港，發現當時報紙羅列一些推薦樹種及候選原因，原來香港的市花曾經有可能是桃花。「不過，桃花受否決的原因，是因為它『命薄』，震一震就跌晒啲花。這些細節很有趣。」她又發現，在六十年代，描述植物的語言已經跟現在很不同。譬如，從前洋紫荊被稱作「香港蘭花」，現時「蘭花」一般指蘭科草本植物；洋紫荊亦曾被稱為「羊蹄甲」，容易與宮粉羊蹄甲、紅花羊蹄甲混淆。「中文俗名比較貼近一般人的叫法，但容易把不同植物稱作同一個名字。所以植物學使用學名，能清楚辨別每一個物種。」
洋紫荊自此成為市政局局徽，有不同標記。隨着一九九九年市政局殺局，洋紫荊變作特別行政區的區花。安森說：「這個轉折是很神奇的，從很有殖民色彩的花，到主權移交之後，又拿來做區徽。當我寫完整個故事，覺得洋紫荊真的充分表達到我們接近一百年的香港歷史，而且這是變化中的歷史，亦可以說是現在進行式的歷史。現在我們的硬幣、區徽，還是洋紫荊，但同時它過去蘊含了這麼多東西，它代表香港的意義還未消失。」
從植物學角度，洋紫荊是不孕的特質，繁殖方法主要運用嫁接。有指象徵着中國和英國的歷史文化結合下的不吉祥之意，但安森並不如此認為。「其實植物跟人類不同。以人類的角度去看植物，覺得不孕很慘。但植物是可以用無性繁殖（Asexual reproduction）的方法，增加族羣數量，這是很奇特的事。」
在大自然的規律，不同物種之間存在生殖隔離機制，避免雜交影響基因，失去每個物種的獨有性。但洋紫荊竟然可以自然雜交而成，而且能夠以無性繁殖方式延續族羣。
安森表示：「如果當年傳教士沒有在摩星嶺採集回來，洋紫荊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消失。加上那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植物標本得以送往英國及其他殖民地的植物園和標本館，和其他地方比對，植物學家才確認洋紫荊是香港獨有的雜交樹種。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有這樣珍貴罕有的奇遇，洋紫荊才能保存並流傳至今，才有後面的歷史。」
安森研究販香歷史，亦整理沉香貿易數據，希望擴闊大眾對沉香不同範疇的認知。
摩星嶺上 碩「果」僅存
「有時候很難用人類的思維框架去看大自然。如今百多年後，洋紫荊在全球的數量多不勝數，但最初在摩星嶺被發現時，僅存一棵。這樣看，以洋紫荊來標誌香港還是否不吉祥的意思呢？」她留下一道耐人尋味的問題。
「我想嘗試令人們了解多一點樹木的東西，不要只是覺得對樹木的理解就停留於美觀綠化，將樹木和自己、社會有多一點連結。」安森說明這次寫作成書的最大目標。
入行作為樹藝師之前，安森是做環保教育工作，她發現，很多時候自然教育回到生活中，始終有點抽離，「無論是環保活動，植樹、減廢行動，生態教育，好像要去到山頂、郊野公園才算環保。其實日常生活中，與樹木、大自然的連結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低，只是我們不為意而已。」
她說，樹木政策和社會民生很多東西都是互相影響的，因此，這本《香港樹木筆記》既講植物科學，又有歷史，樹木政策分析。她憶述，成書期間曾被戲稱「四不像」。
但是，後來她想想，「四不像」也許亦算得上一個獨特之處。
她寫這本書時，更發現，樹木政策和社會民生很多東西都是互相影響的。「上世紀，殖民政府去大力推動郊野公園發展，是有時代背景和需求。例如某程度上因為麥理浩港督喜歡大自然，也是因為經歷了六七暴動，政府開始投放更多資源興建康樂設施，希望改善民生。」
《香港樹木筆記》資料豐富，從植物知識、土地歷史，樹木政策演變，安森盼望能把樹木科學連繫到人文歷史。
樹木變化 可見香港歷史
安森表示，過去自己較多從科研和保育的角度看待樹木，如今發現，樹木其實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去討論，嘗試回溯更久遠的歷史，重新理解它們與香港的關係。「譬如是，為甚麼殖民政府開始在香港植林？香港本來被視作寸草不生的，除了美化，發展林業是為了經濟。到了日佔時期，又大量上山伐林，過去建立的東西全部都消失了。」
雖然書中大量記錄樹木歷史發展，亦有涵蓋現時的樹木政策討論。安森指，要做到人樹共融，關鍵在於「官、商、學、民」四個範疇彼此交流，共同建立環境。
她提到，香港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辦」）隸屬於發展局，負責制定政策和技術指引，但樹木辦本身沒有監管權力，主要是向各政府部門提供建議和專業支援，實際的樹木管理工作是由「五局九署」執行。「每個政府部門都有各自的優先考慮和管理範疇，如何分配資源。以路政署為例，主要考慮道路和交通安全。近一、兩個月發生多宗與樹木相關的交通事故，相關部門可能會傾向移除樹木，總好過出現交通事故。」
她同意，樹木要在城市和大家一起共存，首要是避免傷亡意外，「但是為甚麼會有這麼多磨擦呢？就是因為當初的規劃不好。怎麼會在公路旁種一些十多米高、樹冠又有十多米闊的樹？」
「現在香港近兩年極端天氣難測。我認為樹最害怕的是連場大雨，多於十級颱風。」她解釋，持續大雨令土壤含水量接近飽和，降低土壤與樹根之間的摩擦力，同時增加土壤鬆動甚至流失的風險。若樹木生長於斜坡，當根系無法牢固抓緊土壤時，整棵樹便較容易倒塌。香港不少公路旁都是人造斜坡，土層較淺，當樹木經過三、四十年的生長，樹冠愈來愈大、重量愈來愈高，遇上暴雨便更容易發生倒塌。
她認為，香港的樹木管理問題未來隻會愈趨嚴峻。「樹木愈長愈大，管理難度愈來愈高；等到它長成大型喬木才處理，往往比及早規劃和管理困難得多。幾十年前植樹種下來的問題，現在每個樹藝師或者樹木管理部門都要面對。」
在商業方面，以香港樹藝行業為例，園藝公司可分為種植為主或者樹木風險評估為主，「園藝公司或者發展商，要發展一個地方，怎樣規劃，其實有錢賺的東西，他們就會做，即是回到政策重點和市場誘因。」她進一步表示，現時香港的樹木政策仍以行政管理為主導。「某程度上，現行制度行於表面，更像是在協助發展工程或管理單位完成符合法定程序去斬樹，而不是以樹木保育作為首要目標。」
至於學術上，雖然現時已有學術機構推行樹木專業課程，但安森指，要培訓出樹木或者植物保育有豐富經驗、資歷的人，甚或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時間，相比起來，台灣長年發展農業和林業，學術根基比本地無疑更好。最後一點，就是市民的意識，關乎公眾自然教育。「但現在『官、商、學、民』這些環環相扣的連結溝通，是沒有的，所以我不覺得現在背景下香港的（樹木）情況會有太大的改善。」
趁一切還未消失
她直指，保育政策或者樹木政策，不應是在「追KPI」。「不是達到某個林木面積、樹木數量就可以了。因為每棵樹要達到它生物的功能，是需要時間的。我今天斬了一棵樹，第二天種了一棵，也不能完全彌補當初失去的東西。因為根連同泥土和一些真菌微生物的連結，以及跟附近的蟲鳥獸的連結，不是種了新一棵樹就立刻復原到。這些生態保育，不是這樣量化的。」
在安森看來，書寫現在的香港樹木政策，就是日後回望今日的歷史。
「跟我寫的上世紀水利工程興建水塘、大規模植林一樣，那是當時的樹木政策。本地開始都市植樹，種這麼多路邊樹，其實是近四十年左右的事。為甚麼會有剛才說的規管問題，都是持續進行中的。那麼，這些現行的香港樹木政策，就是四十年後的歷史。四十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到時候的樹木政策也可能已經不同了。」她認為，不管以前或現在，這些可能沒有人特別關注的樹木歷史，都想寫下來，只趁在一切還未消失之前，留下紀錄。
即使歷史終會過去，但土沉香，以及更多植物的生命循環，仍在繼續。人與樹的故事，從未完結。
「即使身處都市，人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員，樹木都是。樹木不是大都會時尚生活的裝飾品，是一個個生命體，並且承載着歷史。我們不單要植樹養還要學習如何與樹木共存。」——《香港樹木筆記》
「如果人把靈性放在植物上，植物也是很玄的。」——胡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