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香港豬歷史和對食物安全的必要性,相信不少人都認同香港要有本地豬。問題是我們要怎樣的本地豬?當北都發展遷走四十三間豬場中的二十二間,本地豬格局會有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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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農 三十六變十五
據食衛局二○○八年文件,二○○六年二百六十五個養豬場養殖活豬共四十三萬隻,佔市場供應兩成。在二○○六年推出自願退還養豬場牌照計劃後,剩下四十三個豬場養殖活豬跌至七萬四千多隻。
在二○一六年創立的香港家豬,在本地擁有七個豬場,共有逾萬隻豬,佔全港活豬供應量約兩成。香港家豬除了擁有五間以「香港優質農業」命名的元朗豬場,尚有受北都影響將要搬遷的元朗鴻圖農場。
據漁護署在去年五月的「香港首個多層式現代化環保養豬場項目簡介會」文件列出,十七個豬場需要搬遷,涉及豬隻共三萬二千七百隻。數字還未計算新加入的五間受影響豬場資料。
因此, 在北都影響下, 香港日後會剩下廿一間豬場,豬隻數字會少於四萬二千隻。而其中六間是香港家豬旗下,小豬農數目由三十六間跌至十五間。簡單計算,香港家豬佔港豬供應比例將升至逾三成。
香港家豬創辦人劉漢傑坦言:「在豬農眼中,我本身都是屬於大集團,我都不會排除這樣的看法,但我都經常去每一個政府場合,都是為會小農戶去發聲的,我都是漁農業諮詢委員會委員。」
他強調:「我覺得行業發展是要大家都發展到,才有得發展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自己一個獨攬整個市場。」
他明言以現時香港豬市道狀況,他都要思考會否養多些豬,「今次北都影響,一定會有一批豬農退休,這個就是肯定的。我估計十七個當中,基本上是無人能夠立刻復業。因為就算我去申請一個漁護處牌照,你要幾年,你還要花那麼多錢,找很多專業人士。我認為絕大部分現在的豬農是不具備這個專業條件或者這個統籌能力。」
大集團取代小豬農?
小豬農退場,但同時政府在二○二三年公布的《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下稱藍圖)提出十五年內(即二○三八年),本地禽畜農場整體年產量由現時約一萬二千公噸活豬增加至少一成,產值則增加三成。
意味着,流失的小豬農產量,很大機會被大集團取代。政府將提供上水用地,讓業界興建一幢多層式現代化環保養豬場。但申請門檻是要集合最少兩個受影響農場,以及飼養至少五千隻豬。
現時多層式養豬場已截止申請,署方共接兩份申請,正進行評估和甄選,預計今年五月前完成審批;今年內完成用地平整工程,署方會租予獲選團體興建多層豬場,預計二○三二年前建成及投入運作。劉漢傑在訪問時,自行利益申報,他和建業集團是其中一個一起入標申請多層式養豬場的機構。但他說,自己並不相信這是解決香港養豬業一勞永逸的方法。
「樓房式養豬成本好貴㗎,是億億聲㗎。現在是豬農出一份,政府出兩份。但其實你看到藍圖都說可持續性是很重要。你的持續性是應該源自農民自行投資,然後賺到錢,可以一直自負盈虧地經營。但當你要拿政府基金才能夠生存得到的話,這個就不是可持續性。」
「而且,我亦都認為本地豬農不具備自己去經營樓房的條件,亦都沒有這樣的能力、水平去營運一個如此巨大的項目,因為裏面包括風火水電煤、機械工程等很大的投資,是在說十億八億的投資,普通豬農怎會懂做?」

四十六歲劉漢傑是養豬行業生力軍,十六歲時到訪朋友元朗豬場家食新年飯,令他萌生養豬的念頭,遂在二○一六年入行。

多層式養豬場可行嗎?

政府擬建多層式農場,政府設計模型圖顯示樓高3層。(《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
漁護署回覆本刊查詢指,政府會協助受北都發展影響豬場,以集約化模式遷往先進的多層式現代化環保養豬場。
署方認為此舉有兩個好處,包括(一)為豬農提供穩定租期及財政支援,(二)透過採用現代化科技及先進設備,提升養殖效率和生物保安水平,從而提高豬隻的存活率及生產力。
所有雞蛋放一籃 存在疾病隱憂

(資料圖片)
就此,香港家豬劉漢傑回應「但你問我是否覺得,這個樓房式養豬業就是解決到香港養豬業的問題?絕對不是,我覺得樓房式成本很高,政府要再想一些更好的方法,我相信有的。我自己也在研究有甚麼成本低點、效益高點的養豬的方法。」
至於多層式養豬是否能夠提升豬隻存活率,換言之可控制疾病?漁護署前首席獸醫薛漢宗坦承:「兩睇啦,如果做得好,當然可以,但做得不好,你是把所有豬放在一起。一個很簡單例子,你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你是否保護到蛋呢?如果你鐵箱做得好就是,但籃子不好,就會一次過弄壞所有蛋。」
世上是不是有做得出色的多層式養豬場例子?「其實外國經驗很少,但國內近期有很多。不過,我們去探訪他們的樓房式養豬場時,都知道人家是交了很多學費才做得好的。」
等等 香港是否要養豬先?
一直致力研究城市糧食系統的香港浸會大學語言及文化學部副教授譚迪詩說:「很多農場規模一大,就一定會用得多荷爾蒙或者抗生素。因為你太逼了,沒有空間讓動物唞氣,會帶來另外的問題。你問多層式養豬場可不可行,是可行,但我想問的是你建這幢豬場的目的到底是甚麼?我們香港是否要養豬先?」她說荷蘭丹麥等出口豬肉大國的確有「pig city」的研究,討論密集式畜牧業生產,但因為當地產值高,才有討論的理由。但她質疑,香港既不會出口豬肉,又不是為保障小豬農生計,是否值得花費納稅人金錢,去幫助大集團興建一幢成本高、存在經營風險的多層式豬場。
「這個會不會好像變了一個show?做了出來,但沒有一個長遠的想法?」她問:「興建目的是追求豬肉量令香港人可以自給自足?還是證明我們有能力去使用科技供應自己糧食?」如果是追求豬肉量,她不理解為何不是協助本地小豬農升級農場,「香港已經甚麼自家養殖食物都沒有了,既然我們還有豬農的時候,你寧願他們繼續去運行,你又為何無啦啦要將它搬走?其實香港豬農的規模不是很大,他們未必需要一個垂直養豬場,而是更好的配套改善技術和環保。」
若是追求高科技,她就狐疑香港是否有意發展農業科技,此外她提出其中一個歐洲都在討論的問題——農業是否一定要環保?「因為環保和農業本質上是有矛盾的地方,其實都挺有趣的,在歐洲大家都認同氣候變化逼在眉睫,要全人減碳。但是在這個大環境下,是否要加壓在農夫身上,說他不可以用那麼多碳?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地方,始終農業是人類社會一個很高碳排放的行業,所以歐洲這兩年,其實有很多農夫都反對這些green agriculture的辦法,這個議論是不可以一概而論。」
壟斷是一個問題她亦關注本地豬未來會出現的大集團壟斷問題。她指, 談論一個地方的糧食安全, 會衡量供應(availability)、取得(access)和使用(utilization)三點,「供應方面,香港在糧食安全上是很脆弱的,因為我們九成五的食品都是靠入口。」
而在市民能否以合理價格取得食物上,壟斷則是一個很關鍵因素,「一個城市的糧食安全,就跟基建一樣,與水和電同樣不可以全部被私有化,或者全部集中在一些財團去管理。」
「是否大的財團就一定不好,細豬農的就好呢?」她認為小豬農是存在着很多隱藏的社會價值和教育意義。

譚迪詩建議政府先想清楚興建多層式養豬場的意義
小豬農的社會意義
是否大集團必定不好,小豬農就好?薛漢宗覺得由集團式運作的農業是世界趨勢,「現在這個年代很多東西都走向專業,家庭式可能再經營不到⋯⋯我覺得香港農民出路就是要現代化和企業化,去處理污染和疾病預防,管理豬的品種和飼料,一環扣一環,像香港家豬那種形式。」
不過,譚迪詩就指出小豬農單是存在,本身就蘊含着重大的社會價值和教育意義。「小農的好處是教育,給我們一個環境去體驗去培養一個同理心,否則你會覺得問題好遙遠。就像講氣候變化講可持續性,你不是不想教,而是他們會覺得這麼遙遠的問題如何教?但你說不是呀,棵樹真的枯萎了,以前種到,現在種不到一些東西。你就很埋身,你都要給這些機會、這些環境,我們的市民和下一代去感受,你才教得到這一點。 現在很多本地農夫,或者小型菜農、豬農,他們肯跟人說自己在做甚麼,其實已經是在做教育的工作。但如果你連這些都抽走,我們和食物的關係就變得很遠很遠很遠,最尾其實蝕底的是自己。
很多時候,我和學生經常說去想像將來的食物,無論你是和甚麼年紀的參加者做這個活動,他們一想到將來,就想得很高科技,未來吃一顆丸就可以,或者是很科幻的食物。但其實我會和他們說,如果是我,我想吃回我現在吃的東西,我喜歡吃我現在的真實食物。所以我們對將來的想像,其實是很重要的,這一點是我們值得去保留。對一個城市的想像,我覺得我們要包容這些食物和農業。」
制定食物政策的必要
新加坡政府自二○一九年起朝向自家生產三成國家糧食的目標。譚迪詩認為香港有必要推動食品來源多元化,至於比例多少,她認為至少要足夠港人三天食量,「你想想,打風時我們家雪櫃裏面的菜頂多捱三天,就要出去買新鮮食物。所以我覺得儲備是其中一個緩衝,若同時能加上本地耕作,一起加總有百分之十,這樣是否可以慢慢減輕香港的糧食安全風險?」
她說即使內地,每個城市如上海、北京,都有自己的糧食生產目標,因此她認為香港都需要制定一個「以食為中心」的糧食政策,「一個跨漁護署、環保署的部門,討論和食相關的剩食處理、思考是否繼續養豬等。當你有政策,你就有資源,有資源,就會有人去做,也會有R&D,之後就會轉化成產量。」她慨歎這幾年本地食物安全討論停滯不前,「其實我們本身和新加坡步伐差不多,我們在二○一三年劃了貧窮線,之後討論剩食問題,因為堆填區開始飽和,連帶到發覺堆填區裏有很多廚餘或剩食,因此推出了減廢藍圖,但疫情之後一切都停止了。

四十七年歷史的順利農場將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