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遇難前的記錄】二十五歲巴勒斯坦攝記Fatma完成紀錄片後遭以軍炸死 《承着靈魂前行》導演Sepideh Farsi專訪:如今這份使命已交託於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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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遇難前的記錄】二十五歲巴勒斯坦攝記Fatma完成紀錄片後遭以軍炸死 《承着靈魂前行》導演Sepideh Farsi專訪:如今這份使命已交託於我身上

05.11.2025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由居法伊朗導演Sepideh Farsi執導的紀錄片 《承着靈魂前行》(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記錄二十五歲巴勒斯坦攝影記者Fatma Hassouna與她在戰火下的持續二百多天的視像通話。兩位生命軌跡各異的女性記錄者在時斷時續的訊號中,交織出一段奇幻的友誼。

然而,銀幕上的溫煦笑容早隨炮火化成泡影。今年四月,電影入選康城影展ACID單元(ACID Cannes)翌日,Fatma與十一名家人同歿於以軍空襲。半年後,香港亞洲電影節把這套紀錄片帶來香港。導演Sepideh接受本刊專訪,剖白半年來帶着悲傷分享Fatma影像的心情。「我腦海中有個角落始終拒絕接受這些資訊(她的死訊),每當我觀看影片時,她對我而言依然存在,依然活着。我感覺她依然存在。然而當電影落幕,現實像一巴掌打在我的臉上——她已然逝去。」Sepideh說。

巴勒斯坦攝影記者Fatma Hasson生前堅持留加沙報導。(Fatma Hasson FB圖片)
巴勒斯坦攝影記者Fatma Hasson生前堅持留加沙報導。(Fatma Hasson FB圖片)

兩年前以哈戰爭爆發之初,遠在法國的Sepideh認為主流媒體嚴重缺乏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基於這種關注與好奇,她渴望進入加沙記錄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但當時以色列已封鎖邊界,她只能繞道埃及,接觸逃至開羅的巴勒斯坦難民。在那裏,有難民向她介紹仍留在加沙北部,堅持記錄的巴勒斯坦攝影記者朋友Fatma。

Sepideh與Fatma首次見面便如記錄片所呈現的,那個置於智能電話內的WhatsApp視像通話畫面。Fatma往朋友家中借用Wi-Fi,但更多時候是接收不良的粗糙畫面與拉長的尾音,或是斷線,二人只能改以文字短訊溝通。在二百多日裏的堅持通話,二人在以色列無人機、炮彈聲伴隨之下,無所不談。像是Fatma保持笑容地談及持續多月饑荒之下,她是何其希望吃上一口雞肉,或是希望能有機會再吃一口朱古力。又或是Sepideh向Fatma展示家中的貓,有時候Fatma難掩神情中的落寞,細說希望自己的願望是終有一天能到處自由地旅遊,探望Sepideh。不過即使如此,Fatma在困境裏一直拒絕離開加沙,每天也透過攝影呈現加沙最真實的一面。

由於加沙地區網絡訊號與電力不穩,二人並不是每次通話也能成功。(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紀錄片以手機拍攝二人的視像對話屏幕,但由於加沙地區網絡訊號與電力不穩,每次通話也充滿挫敗,Sepideh希望向觀眾呈現相同的感受。(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遇見她就像有人在我面前舉起一面鏡子,讓我意識到我們的生命是多麼受制於高牆與戰爭。」Sepideh Farsi

不同的時空 相似被困的青春

觀眾甚至可從畫面的顆粒間感受兩人細膩的友誼。Sepideh說:「人生中確實存在某些魔幻時刻,有時你無法解釋一切。你看電影開頭我們初次交談時,那份感覺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每次觀看這部電影時,我自己都感到驚訝。

然而兩人更深刻的靈魂共振或許是源自面對相似的圍困經歷。Sepideh說:「她的人生方式與生活態度中存在某種特質,讓我產生共鳴。這種共鳴源於我離開祖國伊朗前的抉擇時刻——當時離國是我的唯一生存途徑,因為十六歲時我曾入獄近一年,獲釋後便喪失了所有權利。」

Sepideh生於德黑蘭,一九八一年秋年,十六歲的她因參與反對伊斯蘭共和國運動被民兵拘捕。八個月後,她獲釋後被拒往重返校園,即使獨自在家完成高中,仍然被剝奪升讀大學的權利。她說,那兩年如同軟禁,完全無法行動。「去到某個時刻,生存變得刻不容緩,否則我將死於牢籠。」直至一九八四年,Sepideh決定逃離伊朗,前往法國升學。「Fatma的處境正是如此,她被困在自己的國家。即使以我的經歷回溯,那已是遙遠的往事——我確實經歷過因伊朗政權而失去親友的境遇。因此她的處境中,某些層面與我過往的經歷產生共鳴,儘管形式迥異,但確實存在共通的因素。」

四十年來,Sepideh流亡在外,與雙親與眾多親人相距甚遠,她早早學習如何在遠距離中建立情感連結。「Fatma曾說,我們雖然習慣了,卻永遠都無法真正習慣。這話千真萬確——你永遠都無法習慣,永遠都不會一樣。但這種疏離感,已成為我過去四十年來生命中的常態。」Sepideh被逼離開家園的處境,讓Sepideh更理解Fatma今天的決擇,也得以超越技術,跨越物理距離,靠近Fatma。

縱然Fatma每天在加沙也面對死亡,但她最初每次通話也會向Sepideh(右下)露出燦爛的笑容。(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縱然Fatma每天在加沙也面對死亡,但她最初每次通話也會向Sepideh(右下)露出燦爛的笑容。(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

紀錄片名字「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原是Fatma傳給導演的語音訊息。Fatma曾經說過,走在加沙的街上拍攝就像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Sepideh一直認為這句說話不僅極富詩意,而且非常有力量,因此當她完成所有剪接後,便問對方能否以此作為紀錄片片名。她說,倒是Fatma不記得自己曾說過,但仍一口答應。 「當她被以色列攻擊喪生時,我認為現在與她所預想的記錄種族滅絕方式更為相似——將靈魂托於掌心前行,這意象極其震撼。正因如此,我堅持保留了它。」

根據國際記者聯盟統計,截至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最少二百二十五名巴勒斯坦記者及傳媒工作者死於加沙。

如果我要死,我希望死得轟轟烈烈,我不想只是一則突發新聞或是成為一群數字之一。我希望我的死亡能讓世界聽見,留下隨時間過去仍存在的影響,成為一個無法被時間與空間掩埋的不朽影像。Fatma Hassouna

今年四月十五日,Sepideh告訴Fatma紀錄片入選康城影展的消息後,曾邀請一直拒絕離開加沙報導現場的Fatma出席康城首映。然而,Fatma卻在第二日死去。得知對方死訊之初,Sepideh曾無法接受,她至今仍拒絕觀看對方遺體的照片。在Fatma 死後的一個月,Sepideh在紀錄片康城首映結束後,在台上舉起對方的照片,撼動首映禮。

Fatma常走在加沙的街上拍攝,她形容就像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Fatma Hasson FB圖片)
Fatma常走在加沙的街上拍攝,她形容就像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Fatma Hasson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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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她只埋首把電影帶到世界各地,與更多的人談論Fatma的故事、作品、笑容與話語。而這個使命支撐她捱過過去半年的傷痛,她認為,「這很艱難,因為我不斷談論她,而她已不復存在。每天我都這樣活着。這是一種奇怪的、類似精神分裂的情緒狀態,但同時我認為這幫助我——是的,支撐着我。這對我也很重要,因為她為此獻出了生命,為她拍攝的照片獻出了生命,所以現在分享這些,讓它流傳去與他人分享,也成了我的責任——向世界展現她想人們看見的景象。她生前不斷強調:『我必須記錄這場種族滅絕,必須讓全世界見證。 』如今這份使命已交託於我。」

對於電影在香港上映,她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她近年亦持續關注香港政局發展。而她亦希望藉機會強調,近期由特朗普、內塔尼亞胡與哈馬斯領導人簽署的「和平協議」,實非嚴肅的和平協議,將無法為加沙帶來真正的和平。「我深信跳過人民達成的協議無法帶來和平。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從未被正當代表,而哈馬斯並非當地唯一的政治勢力。我們必須持續推動討論巴勒斯坦議題,持續關注他們的抗爭。我期盼真正的和平終將降臨,因為我們清楚攻擊仍在局部持續。人道援助未能如應有規模送達,因此即便媒體宣稱戰爭已結束、一切安好、民眾正返家——我們仍須與巴勒斯坦人並肩而立。他們根本無家可歸,加沙地區盡是廢墟。」她期望大眾能一起保持高度警覺,持續關注、發聲,警惕衝突重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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