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色樓」這個名字，對很多本地搖滾樂迷而言，並不陌生。在香港獨立音樂圈崛起二十年，他們的音樂，依然教一些人愛不釋手，一些人難以下嚥。樂隊自我介紹形容他們的音樂是「音符跟文字吵架」——主音阿禮標誌性的吟唱叫喊，不時與音樂相斥；鼓聲在他們手中變為表現旋律的道具；結他會化作凌厲冷酷的信號與底噪，鋪墊出低音結他沉實中見跳脫的Bassline。混亂但成序，無甚意義卻偏偏動情—這樣的音樂傳到耳邊，便大抵能辨認出是意色樓的歌曲。
意色樓去年更獲邀在香港最大型的音樂節Clockenflap上演出，被認定是本地indie圈舉足輕重的樂隊。二○二五年四月，相隔足足十三年，意色樓迎來新專輯《悲喜交集的路綫》。這些年來，經歷過工廠區獨立音樂生態瓦解、前本地骨幹Live House結業，身處近年香港大環境驟變的浪潮之中，意色樓始終堅持做自己的音樂：「在不幸之中都要又喊又笑。」樂隊主音阿禮如是說。
或許世界更殘酷了，他們的音樂聽起來溫暖了。但骨子裏，卻又保留着意色樓的獨特性，他們好幾次形容自己就像一間老店，低音結他手應嘉樂歸納道：「簡單而言，我們近廿年來都沒有改變過，都是玩自己喜歡的音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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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情慾愛恨到公共議題
意色樓的兩張舊專輯——二○○六年的《相識但陌生》、二○一二年的《公開跟秘密之間》，都像帶着一層浪漫濾鏡，書寫個人慾望、情感的面貌：「例如《相識但陌生》—到底是認識抑或不認識？有甚麼關係是這樣的？《公開跟秘密之間》—有甚麼要公開又要秘密？」阿禮的創作理念，是刻畫出某些故事，甚至一瞬間的情感狀態，留白則是創作手法：「意色樓向來不走直白路線，從來都是想有多一點空間，讓別人代入，去想像自己的版本。」
剎那快慰 退化芥蒂
亢奮到化解化開你
《剎那快慰》歌詞，
來自《相識但陌生》專輯
近年香港的社會變化，亦推動意色樓創作上的流變。阿禮以往參與社會運動，曾因為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被判入獄。本來，他甚少將社會題材寫入意色樓歌詞，原因有二，一來是他以前本不是一個「講很多意識形態」，只是單純玩音樂的人；二來他也會跟他人組成組合，試驗聚焦公共議題的創作：「意色樓本身玩的，是衝入某種類型的邊界，對我而言是使用粵語的邊界。」
然而，公共事件對私人生活的蠶食，使他們的創作自然而然地透現一個更大的世界。對此，阿禮提出了「一詞兩意」的概念：「關於情感，同時又有某種社會性。我並非想特別刻劃某些事件，但譬如《悲喜交集的路綫》：『一塊玻璃之隔，去留都不是選擇，一樣踏入悲喜交集的路綫』。」他執筆時，想到曾在獄中收到別人寄來的信；想到自己寫給囹圄中人的信；想到遭受牢獄之苦的二、三千人；想到探監的人；想到去、留、離開、回來，彷彿都不是選擇：「這些事不單止有哭哭鬧鬧，裏面都有開心，不開心，同時發生，又哭又笑——例如在機場送機，覺得好辛苦，但其實你會希望對方安好，對方又希望留下，這就是某種浪漫。以前的浪漫故事發生在Live House，之後的浪漫故事發生在街口，我覺得我選擇的角度是相近的，只是場景轉換了。」
悲喜交集，也是樂隊在現行創作框架之中摸索自由的感受。阿禮說：「當所有空間都愈收愈緊，我們也要懂得在框架之中去尋找自由。我也不同意要不斷遷就它，我覺得這是不幸，但在不幸裏面都要又喊又笑。」
鼓手Kitt Lau提到：「是一個鍛鍊，令到我們學得聰明點去表達。我覺得是進化，只不過不是那麼直白而已，來到時就會知道怎樣去做。」
我不知道 幾時再會
奔跑的夏夜 再衝入冬季
吶喊 失笑
如果無舞跳 我會失約
《悲喜交集的路綫》歌詞，
來自《悲喜交集的路綫》專輯
曾分別過 所以不需太冷酷
詞風以外，新碟曲風亦有所改變，即使運用聲音的風格相近，卻明顯變得比以往柔軟，結他手Nam Chan形容這不是刻意調整：「這張碟的歌也不盡是近幾年才做的，可能是累積起來，間中拿出來彈。我們經歷過三個人夾band，有成員變動，然後有東北的事。（阿禮）出來後的感覺不同了，適當的時候我們就拿這些東西出來用。沒有甚麼事，甚麼時間點觸發，是心態上有不同。」
阿禮則認為是外在世界變得比以前冷酷：「客觀聽我覺得我們變得溫暖了，以前這個地方的人沒有隔得這麼開，有自己的社羣，有LiveHouse，之後經歷過疫情，經歷過分別，有時都不必太冷酷。雖然歌曲都是先安慰我們，但都會想安慰到聽眾，可能這一面是有所不同。」
「好耐無見，你過得好嘛」
這些年來，在時代浪潮之中起伏，難免經歷分別與捨離。意色樓跟聽眾終於在台上下重逢，回頭彷彿已是百年身。意色樓想對聽眾說：「好耐無見，你過得好嘛」。
這是意色樓新專輯歌曲《恍然嚮往的瞬間》開首兩句歌詞：「那時Nam跟我說不如用『好耐無見』，我覺得很直接，我也想寫一首比較直接的歌，因為其他歌都很長，想有一首比較短，作為整張碟的導讀。」
除創作上的構思以外，「好耐無見，你最近好嘛」，也是意色樓對新、舊聽眾的一聲問候。疫情與離散時代過後，他們更重視與聽眾的每一次相聚。Nam說：「現在如果在音樂的現場還見到你，感覺就已經很好了，有些人是十幾年前開始見到的面孔，就會覺得『仲見到你真係好』。」阿禮亦視每一位在演出見面的人為朋友：「我們的音樂不是最容易聽的，來Release Party的，每一位都是朋友。」
有舊朋友，自然亦有新朋友，疫情過後回到演出場地，Kitt發現不少新世代的面孔，看着眼前的年輕人玩到衝上台插水（從台上跳下讓其他聽眾接住），他不禁好奇：「我反過來被他們感染了，會好奇到底他們聽到甚麼？結果即使玩一些很舊的歌，我都會覺得很新鮮。」
應嘉樂搬出老店的比喻：「就像一間老店，你總會連結到別人，有的街坊移民了，回來還見到你，有的搬了去第二區，又回來買東西；然後又有新人，知道這間店是老字號，又過來光顧，又過來聽，其實性質差不多。」
後工廈年代 沒有Band房、搞show游擊化
意色樓源自觀塘工廈，在這裏的獨立音樂生態之中穩紮生長。然而，隨着「起動九龍東」計劃、活化工廈政策啟動，觀塘音樂生態在數年間凋零、萎縮。意色樓在狹縫中生長的故事，也是香港一眾地下樂隊的故事。
他們在觀塘的第一個Band房，輾轉變成顯赫有名的中型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下稱HA）第一代，阿禮與朋友當時心血來潮，覺得既然Band房這麼大，不如用來搞Live House。HA在工廠區先後搬遷四次，最終在二○一七年因多次被指違反工廈用途、始終無法在《工廈條例》下申請娛樂牌照及酒牌、加上被指違反《消防條例》、外國樂隊被入境處指控打黑工等，HA被迫退場；場主阿和在油塘再開辦This Town Needs，二○二○年卻又因疫情無奈結業。
曾經有訪問引述地產經紀說法，指在一○年代初，觀塘工業區有上千間Band房，後來活化工廈奪去不少樂隊的創作空間；之後連看演出、聚會的地方都消失了，阿禮卻發現一種DIY風氣由此出現：「疫情期間，出現很多新的細小場地：只能容納三十人，不能大肆宣揚，靠口耳相傳；沒有組織者主導，兩三隊樂隊自行策劃；隨便在一個細小的Studio就玩起來。」
限聚令期間，阿禮在新聞上見過這樣的演出：細小破舊的工廈單位中，樂隊在台上玩音樂，聽眾在台下忘我擺動——警察卻在樓下駐守罰款，口罩令限聚令，樂隊樂迷無一倖免：「變成這樣都還要搞Show睇Show？又真的是照搞照睇。」阿禮心中佩服這些搞手，之後接到邀請，即使再困難也好，也會找方法參與演出。
表演場地分散流動，讓阿禮想起意色樓曾經聯同其他樂隊，不定期在街頭、公共空間、廢置巴士廠等地點舉辦「游擊Show」。第一次是○七年，在觀塘碼頭附近，兩、三隊樂隊即興決定上街玩音樂，便立刻各自從Band房搬出器材，有遺漏的便向附近樂隊借用。各人拿出手提電話，以SMS一傳十、十傳百動員聽眾，最後成功號召六、七十人到場。樂隊輪流演出，觀眾亦如流水席般聚散，一場熱鬧的奇觀，沸沸揚揚的搖滾樂，又吸引了好奇的途人加入。兩、三個小時過後曲終人散，樂隊便一同收拾返回Band房。游擊Show在大時大節，甚至能累積逾二百位聽眾，在昔日觀塘海濱橋底架起兩面台，十多個單位輪流上台演出。
疫情之下全城停擺，醞釀了新一代人的游擊，阿禮見證新世代Band仔Band女的生命力，感覺與他們多了一重連結：「其實獨立音樂圈從頭到尾都生長於狹縫之中，不論那個空間有多狹窄，都總有辦法生長出來。」
十幾年間，一幢幢工廈遭到清拆，變成嶄新閃亮的商業大樓，僅餘的工廈租金不斷上漲，意色樓進駐觀塘十二年，搬過四次Band房，最後也被迫退到狹縫之中，繼續玩他們的音樂：「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Band房，很流動，去不同Band房不同Studio夾Band，連排練都是游擊。」阿禮半開玩笑說。Kitt補充說：「以前租金便宜，三、四千元便租到一個不錯的單位；現在每人每月付三千元，都未必租到。」
意色樓之所以為意色樓
回顧這二十年，他們經歷過成員更替、也經歷過只有三人仍照樣上台表演的時代，眼前的四位成員，未來仍然想用意色樓的身份繼續創作。Kitt再次借用老店解釋：「老店要結束再重開，就要面對不一樣的處境，是現在（新店）要面對的處境，我們各自都可以做其他音樂，但也會不一樣。」
Nam援引了佛教概念：「像『行住坐臥』（皆是禪）吧，有些人需要祈禱，有些人需要其他方式。而我們就是夾band，跟這幾個人夾Band，或者在這個組合裏面夾Band。」
阿禮對未來的想像，則有點隨遇而安的意味：「很多人會說玩音樂要向上爬，不然會跌了下去（低谷），我沒有這樣想。我覺得保持熱情，喜歡身處在自己製造出來的環境，保持自己就可以。」他借印尼樂隊Senyawa為例，說欣賞他們保持某種實驗性，又不乏知音人賞識，能登上一些國際的舞台。對這位由意色樓創立一直走到現在的主音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着Indie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