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字發作｜文化不是什麼】邱禮濤的「不是甚麼論」 我們深信不疑的東西反而最值得懷疑 唯有探問「不是甚麼」才能看見「那可能是甚麼」

香港電影導演邱禮濤文化評論作品結集《文化不是什麼》

《文化不是什麼》是邱禮濤的文章結集，文化面向，學術格式，主題包括電影、文學、反禁煙、中西文化、劇場、藝人私拍照片、奧運和殖民地歷史等。最早的文章，差不多寫於二十年前，最近的一篇，收錄林懿秋專訪邱禮濤，談他最近拍的電影《我們不是什麼》和他的閱讀書單。

從哥倫布講到反禁煙

不熟悉邱禮濤的讀者可能會吃驚：拍《人肉叉燒包》的導演會寫福柯 （Michel Foucault）﹑會寫杭士基 (Noam Chomsky)、會從劉以鬯講到王朔、會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講到反禁煙、會從探監講到如何游說別人投資、會從清拆皇后碼頭講到香港的歷史可以按抗爭事件的年份臚列成簡史……

熟悉邱禮濤的，自然覺得，有甚麼值得奇怪？邱禮濤在浸大傳理系畢業，到香港嶺南大學讀文化研究，拿到碩士和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主題是電影審查。

善於站在個體或弱勢者角度觀察、斷然不信任既有體制、深痛惡絕或隱或顯的各種霸權，一直貫穿在邱禮濤整部文化論述之中。

預言申辦奧運背後的「擴張」

不論是陳冠希私照事件展現的「霸權統識」，還是申辦奧運觀照出的「帝國擴張」，一種杭士基式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躍然紙上。所謂「無政府主義」，更多是一種「自由主義」的變奏，主張一切無法自證合理的權威本來就不應該存在。他擁抱「作者已死論」，字裏行間，對語言甚至對電影，都有一種「如果成了權威就不值得信任」的態度。因此，一劇之本，對他而言，不是終結，而是中途站，甚至是反思的起點。他說：「今天的世界，可算是一個失語的年代，當彼此說着同一字眼之時，意思其實可以很不同。」(記不了 / 忘不掉：誰的香港？2007年12月)

以「公眾健康」之名恫嚇民眾

邱禮濤的洞見，或不存於所論述的議題，而存於議題背後的憂思。譬如，發表於2008年月的《禁煙的詭計》，談到港府推行禁煙 (部分地方禁止吸煙)，邱羅列反對禁煙的觀點和資料，竊以為失諸偏頗，諸如引述一間提倡減少規管的機構FORCES或英國搖滾歌手Joe Jackson的說法，顯然無法與世衛和主流醫學意見匹配；儘管無法贊同文中吸煙危害不大的論述，可是，文中最後指出，我們需要關注「權力機器」有沒有「以公眾健康之名」恫嚇民眾，倒是擲地有聲。

雖是舊評  「其命維新」

該文注釋甚至列出政府的「前科」，摘要如下：終審庭1999年1月29日判決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根據《基本法》擁有香港居留權，同年4月，特區政府指若依判決，合法來港的港人子女多達167萬人，又指若全數來港，政府須動用7400億非經常性開支。以下為原文引述：「當時報章頭條都充斥着167萬人如何『拖垮』香港和香港將會『陸沉』等字眼，不少市民為之恐慌。最後特區政府以『6.26』人大釋法解決問題。」 (禁煙的詭計2008年5月)

——這亦是全國人大第一次就《基本法》進行釋法。

明明月旦的是當年舊事，讀之，恍如拜讀今日新聞之注腳。究竟是不刊之論，千古不易，還是因為日月雖移，人事則一，太陽底下無新事？

邱禮濤出生於1961年，電影作品包括《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陰陽路》系列、《等候董建華發落》、《性工作者十日談》、《掃毒2天地對決》和《我們不是什麼。

獄中探訪「寶馬山雙屍命案」犯人

邱禮濤對權威不信任的另一面向，是他對個體或弱勢者幾乎義無反顧的同情和理解。他提到電影《等候董建華發落》前期研究的大量爬梳和反思。他說，過程中，同名報道文學作者楊漪珊幫上很大忙，「但拍這種電影很奇怪，你不能、也很難憑二手資料去臆造『劇情』，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假手他人」。

他不得不與很多跟「寶馬山雙屍命案」 (1985年兩名英籍中學生情侶被童黨殘酷虐打致死，女死者生前被強姦) 相關的人士會面和進行訪問，特別是案中犯法時未成年的犯人。他們因犯案時未成年，所以被判「等候英女皇發落」，結果一直未有刑期，延至一九九七年，變成「等候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作最判決」。

邱禮濤說，訪問有兩種，一種是去搜尋「硬資料」，即時間、地點、案情等，一種是透過訪問獲取「軟資料」。他主要想取得「軟資料」。「我不會拿出紙筆來寫筆記，更不會用錄音機……嚴格來說，我做的不是訪問，而是訪談。」

靜默的空氣比語言的分量更重

邱禮濤說的，其實就是許多特寫記者要做的事。交談，而不是提問；聆聽、觀察，而不是逐字記錄。問了一個問題，受訪者表情如何，停頓了多長時間；當你拋了一個問題，凝視着受訪問者，受訪者給了甚麼言語以外的反應。

這是錄音機甚至攝錄機無法記錄的。

難以言喻的表情、無法形容的感覺。一切，意在言外。

好的訪問者，會嘗試讀通那些靜默。

對方說的內容固然重要，但沒有說的，更重要。

對邱禮濤來說，戲拍完了，事情其實沒有結束。從劇本到電影作品，都是反思的起點：

有沒有因為同情而產生偏見？對方說的是否就是真相？社會公義到最後誰說了算？訪談前滿是疑問，訪談後，疑問更多。

深信不疑的東西  必須絕對懷疑

邱禮濤只是相信一點：

我們堅信不疑的東西是我們必須懷疑的。 (拍電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研究的策略，2007年5月，引述美國文化研究學者Lawernce Grossberg說法。)

黑和白，男和女，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

「不是甚麼」才能讓我們看見「可能是甚麼」

《文化不是什麼》是一本要從反面來看的書。邱禮濤在書末訪談裏說：「有時候正面論述一件事情未必清晰，反而用否定句來表達，會顯得更加明確。」

這是一句充滿哲理之言。

兩人爭吵，水火不容，都在說自己贊成甚麼，一定要做甚麼，很少討論，各自反對的其實是甚麼，他們各自最不想做的是甚麼。一些宗教，或者儒家學說，很多人都在大聲疾呼，這個思想，這個信仰，這個主義，推崇甚麼，主張甚麼，很少人探討，大哲大儒，他們最反對的首先是甚麼。

如果每個人都深入追尋某種信仰真正反對的是甚麼，而不是誤信盲從所謂「權威」，堅持某種信仰「一定要我們做些甚麼」，人類很多悲劇或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