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前，因為一個「機緣」，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這當中包括了我。
年長的人或許還會記得在一九九一年，香港舉行了一個名為「救救小哥頓」的行動。事緣一位加籍華裔小朋友歌頓急需尋找合適的骨髓做移植手術來續命，可惜在加拿大未能找到合適的骨髓，於是在各界協助下，到全球呼籲募集。當時香港也舉辦了一個大型募捐行動，這就是香港骨髓庫成立的緣起。
我當時擔當了此行動的義工，順道亦留下了血樣本。數個月後（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接到公立醫院的兒科醫生來電，告訴我的血液與一位五歲患有白血病的小朋友的血液初步吻合，希望我再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我毫不猶豫答應了，因為茫茫人海中竟然有一個與我沒有血緣關係，但流着完全相同血液的人，我當刻的感覺實在是太奇妙了。
接下來一連串的檢查證實我與該位病童的骨髓百分百吻合，我的健康狀況亦適合捐出骨髓。在這期間，我備受到極大壓力，父母用盡辦法阻止我做抽骨髓手術，怕我有傷害 — 因在三十多年前，社會上並未有太多捐贈骨髓的資訊，大部份人都存有很多誤解。然而作為一名護士，我知道捐出骨髓不會影響健康。於是我用盡辦法向父母解釋，希望他們支持我，因為我知道骨髓移植是給孩子一個重生的機會，我絕不能在此性命攸關的情況下退縮。最後，我的堅定軟化了我的父母，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成功捐出骨髓，成為香港首位無血緣骨髓捐贈兒童癌症病人。手術翌日，一位兒科教授帶着兩位兒童癌病基金的委員來醫院探望我，這是我首次聽聞兒童癌病基金。我怎會想到從那天開始，我與基金結下不解之緣。三個月後，我加入成為兒童癌病基金的義工，翌年更成為委員。
作為骨髓捐贈者，我不能與接受骨髓的病童接觸，要直至捐贈後兩年，在雙方同意下，骨髓捐贈基金方可安排見面。可惜我未能等到見面的那一天，因接受捐贈的病童在骨髓移植後一年因皮膚嚴重排斥離世，孩子的生命停留在六歲。當我得悉這消息後，我十分難過，因為我不但救不了他，更質疑自己是否害慘了他，讓他死於排斥。當時的我情緒低落了一段時間，後來我回想捐骨髓的初心——給孩子一個生存的機會，我知道我已做了能夠做的事情，我要化傷痛為力量，去幫助其他病童。我明白骨髓只是用作骨髓移植的材料，治療和護理才是治好患者的關鍵。
及後我申請從產科調去兒童癌症病房工作，學習護理骨髓移植的病童，並從中得到護理癌病病童的經驗。另外我繼續擔任基金委員，參與基金的會務及協助活動。一九九七年暑假，我告訴創會會長我看到一個醫療服務間隙，就是每年有四十多位因癌病去世的小朋友，然而社會和醫療體制沒有關注到這班不幸的病童和家庭的需要。會長認同修補間隙的需要性及重要性，遂提出讓我協助基金開展這項服務，我懷着戰戰競競的心答允了。多番努力下，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加入兒童癌病基金任職員，成立「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香港從此打開了兒童紓緩服務的篇章。
由於當時的兒科醫護人員欠缺兒童紓緩服務的概念，要推動兒童紓緩服務充滿挑戰，加上沒有前車可鑑，我和另一位護士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前行。十二年後，給予癌病病童的家居及紓緩護理服務已得到兒童血液及腫瘤科的醫護認同，服務模式也已成型。於是從二◯一一年開始，我籌備開展非癌症的危重病病童的紓緩服務先導計劃，迎上另一更大的挑戰，因我深信這群病童的人數和對紓緩服務的需求會更多及更迫切。七年的先導計劃確定了非癌症的危重病病童對兒童紓緩服務的需求，基金遂於二◯一八年成立直屬兒童癌病基金的「兒童紓緩服務基金」。期望以累積了的十八年經驗，進一步推動兒童紓緩服務在香港的發展，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病童和家庭。
回望二十六年走過兒童紓緩服務發展的荊棘之路，一切的緣起皆來自三十三年前的一個舉動。如果我當年沒有留血樣本，如果我沒有捐骨髓，香港兒童紓緩服務的發展可能會更慢。這個行動改變了我的人生和專業發展路向，讓我找到人生目標。與其說當年我捐骨髓是想救那位病童，原來是他讓我找到人生的方向和從事護理的意義。
生命很奇妙，我深信不論生命的長短，每一個生命都必定有其意義。正當三十二年前那位接受我骨髓捐贈的孩子的父母失去孩子時傷痛地問蒼天，為什麼要奪走他們心愛的孩子時，他們又怎會想到這或許就是孩子的使命。孩子匆匆來到世上六年，經歷白血病的折磨，卻成就了我和香港的兒童紓緩服務。孩子的生命縱使看似短暫，然而從未停止影響着無數的病童和家庭。
但願有機會，我可以親自向孩子的父母道謝，並告訴他我找到孩子生命的意義。我心存感恩，承諾在我有生之年，會繼續砥礪前行，延續孩子交托給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