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凱芹
「我現在的人生觀，是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這就是我目前的心態。做人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六十四歲的黃凱芹，已經到了能夠領悟人生的階段，他說在慢慢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平坦及不平坦的路，人生的這些領悟來得特別深刻。
一九八六年，黃凱芹憑自己作曲填詞的《再遇》，參加《第二屆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結果不好意思，他的表演反應雖好，冠軍獎盃卻由倫永亮所奪，不過他年輕俊朗的外表，加上才華橫溢的創作天分，當然沒有被埋没，當時獲寶麗金唱片公司賞識，為他灌錄首張EP《再遇》，將他推入樂壇成為「情歌王子」。
他說：「我是參加歌曲創作比賽出身，一開始並沒有很認真想做歌星，當年的心態是想創作，但是第一張唱片成功後，公司不斷為我安排機會，唱片出了一張又一張，就這樣成為全職歌手。」
大眾眼中的年青偶像，大受歡迎，事業如日中天，可是他選擇做歌星這個職業，卻令媽媽非常擔心。八十年代的家長，最希望子女有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那個年代的「金飯碗」是政府工，他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生，「我記得差不多畢業的時候，學校壁報板貼了很多招聘資料，個個同學討論未來職業，都想加入公務員行列，不是做AO（政務主任）就是做EO（行政主任），這些都是高薪厚職的工作，其次就是做教師，收入好又多假期，可是卻讓我看到香港電台的廣告，招聘大學生做古典音樂的兼職工作，當時馬上去應徵，成為踏足廣播界的機緣。」
他視電台工作為千載難逢的機會，本來應徵做古典音樂，剛好隔籬房是做流行音樂，他形容自己從古典音樂，一腳踩進了流行音樂，是緣份也是天賜的機會，最難得的機會是同事區瑞強，認識了一位空姐女友，因為追女仔經常請假出埠，負責主持的民歌節目，就由他來做替工，「我記得第一次要替兩個星期，對我來說是大好機會，馬上去唱片房找英文歌，那個年代只能在唱片裏找到純音樂版，然後自己填詞自彈自唱。我去大學找喜歡音樂的同學，大家一齊組樂隊唱歌，我們節目是唱聽眾想聽的歌，你說是不是難得的機會。」
區瑞強成功將空姐女友娶回家，黃凱芹也因為做替工，表現出色獲台長吳錫輝賞識，幫他鋪路參加《第二屆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雖然敗給倫永亮，卻為進入樂壇拉開序幕，「我在電台接觸很多工作，開咪做主持兼做節目助理，白天上班後晚上再回去，就算通宵做到早上六點，也從不計較，你不做有很多人爭着做，有機會學習當然要爭着做，讓人知道你的能力。我年輕時已經知道，所有機會都是靠自己爭取，如果當初因為媽媽嫌收入不穩定，放棄電台工作去做公務員，人生就要走另一條路，不知道另一條路好不好，但我覺得現在這條路更適合我。」
眼見其他大學生有穩定收入，自己的兒子偏偏跑去電台做兼職，收入不穩定看似沒有前途，做媽媽的擔心也是理所當然，但黃凱芹卻認為自己遇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是真的認為機會難逢，不好好把握就是浪費！初入電台，一個月有一千元人工，與政府工相比是收入微薄，雖然還有唱片收入，不過公司年中及年尾結帳，所以半年才出一次糧，就算有機會出唱片，也不能保證銷量理想，收入真的不穩定。媽媽不明白演藝圈的工作，總認為不及政府工穩陣，所以我除了電台工作，還接了很多兼職，包括做廣告旁白、大專會堂的小型演唱會，幫報章雜誌寫稿、寫書做廣播劇等等，其實收入不算少，但媽媽不理解，她一直很擔心。」
他選的這條路收入不穩定，數份兼職加起來的收入，也不及一份政府工，上班時間從早到晚甚至通宵，到底這行有甚麼吸引力呢？黃凱芹說：「或許這就是青春吧！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也不會計較任何條件，從來沒有想過要賺多少錢，可能因為我不計較，電台才會給我更多機會，我相信這就是因果關係，當然大前提是我喜歡音樂創作，所有的工作都與音樂有關，因此吸引我不斷努力，希望爭取更多機會。」
至於為甚麼喜歡音樂？為何對音樂創作，有一種固執的追求，他相信與成長環境有關，「小時候沒有太多娛樂，家裏只有一部收音機，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因為可以聽很多歌，那時候的節目都以點唱為主，主持說的話不多，大部分是播聽眾想聽的歌，以青山、姚蘇蓉的國語歌為主，聽得多開始跟着唱，我對音樂的興趣，就是當時慢慢培養出來。」
他記得小學升上五年級時，班主任兼任音樂老師，第一堂課老師問大家喜歡甚麼歌？同學各自說出自己喜歡的歌，老師竟然點名叫他唱歌，「我應該唱了一首國語歌，可能老師覺得我唱得有趣，知道我對音樂有興趣，之後經常安排我做班代表參加比賽，老師的欣賞對小朋友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後來開始學結他，我記得上了四堂課，已經用所識的幾個和弦，試着自己創作寫歌，你說這樣算不算有野心呢？我又覺得不算是野心，而是心中有一團火，不論懂多少都想盡量發揮，慢慢累積成為一種表演慾，並非一定要站在台上唱歌，而是渴望自己創作的音樂，可以讓人看到或聽到。」
首張EP《再遇》後，唱片公司很快為他推出首張唱片《Moody》，隨着唱片的成功，他搖身一變成為公眾人物，身份的轉變，一度令他不自在。當時他家住青衣，只有一條舊橋是主要出入通道，每天仍然搭小巴，轉地鐵後再坐小巴，去廣播道電台上班，「沿途會遇到很多人，有時塞車就要步行過橋，每天總有一批人守在地鐵站口等我，趕時間的狼狽樣子，其實不想讓人看到！記得有位歌迷朋友，每次都跟着我進入車廂，然後車廂人多擠迫，我站在靠門口的邊位，歌迷就站在我面前，大家面對面，整個車程令我很尷尬；後來想到一個方法，當車門準備關上，響起嘟嘟聲時，我就閃出車廂，改坐下一班車，如果當年那位歌迷朋友，有機會看到這個訪問，我想解釋當時的心態，並不是對歌迷有偏見，而是自己不習慣做公眾人物，感覺不自在，所以選擇避開。」
回望當初做歌手的年代，他用了一段長時間適應，「其實就算一個很開放的人，也會在意被人評頭品足，在乎別人的評語和看法，我也是到後來才懂得，慢慢接受和適應，明白做公眾人物，不能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一些批判的評論，也不需要看太多，尤其現在互聯網時代，任何人都有權在網上發表言論，看得多聽得多會很辛苦，我的原則是做好自己。如果今時今日，還有機會遇到熱情的歌迷，我會坦白告訴他們，拍照簽名後就不要再等候，這樣不會傷害到對方，又不會影響自己的工作，以前我卻不懂得這樣做。」
成為創作歌手，曾經是他的堅持和執著，更因此影響歌唱事業，與唱片公司鬧翻而遠走加拿大。他表示那個年代，沒有太多創作歌手，歌星都是唱別人寫的歌，他的偶像陳百強、林子祥，是少有的創作歌手，「那個年代想做創作歌手很艱難，每次出唱片都要求公司，讓我機會寫屬於自己的歌，我的要求是最少三首歌，自己編曲或填詞都可以；後來離開寶麗金，也是因為新公司肯讓我做創作歌手，可想而知對我來說是如何重要。」結果與新公司的合作，因為公司決策與他的堅持出現分歧，雙方爆發合約糾紛，他選擇離開香港不再唱歌。
昔日的「情歌王子」，在演藝圈經歷了四十年的歷程，現在六十四歲的他，已經進入領悟人生的階段，「我現在的人生觀，是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這就是我目前的心態。做人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在慢慢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平坦或不平坦的路，這些領悟也來得特別深刻，我希望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和一直支持我的歌迷聚一聚，四十年來發生了很多事，我也創作了很多歌，和歌迷之間有很多互動，相信這個演唱會，大家都會有很多共鳴。」
演唱會將於三月六、七日在紅館舉行，他笑言創作歌手的好處，是可以將所經歷的事，透過作品融入每一首歌中，他會將音樂路途上的重要片段，在演唱會中與歌迷一一回顧，「每次開演唱會都為選歌而頭痛，往往遇到難以取捨的問題，我知道熱門歌更受歡迎，但有些自己寫的歌，對我來說有特殊意義，很想趁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這次兩場演出的內容都不同，我會盡可能滿足大家，選一些熱門歌之餘，也選了一些能代表我心聲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