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系統內部環環緊扣。藝術家、策展人、藝術行政、畫廊，各佔一席，難言直接單向的僱傭關係。正在書寫創意勞工（creative labour）議題的何建宗說到，全球資本流動讓工作性質碎片化，大家也以自僱性質（freelance）工作，形成不同的工作關係，「也自然讓剝削方式轉變了，存在互相剝削的成分。因為大家也盤算着自身的事業。」他提到，當年輕藝術家置身不同的結構，欠缺話語權，會以「自我剝削」（例如無償工作）來換取文化資本，讓剝削愈漸合理化。
當流動資本糅雜本地文化產業，便成了另一種勞動景象。梁寶山直言，西九所標誌的「大型文化藝術區」硬件，以至隨之而來的保育與活化等政策，成為「個體戶」藝術家面臨轉變的重要背景。「全球的工作也正出現”Ethno-lingustic division of labour”（語言族羣的分工），包括藝術圈。許多畫廊的高層也是能操流利英語、未必成長於香港的外國精英。西九的高層位置同樣是全球招聘。整個商業藝術圈也並沒有關顧本地的藝術勞工。但他們也需要一些了解本地環境的員工在現場執行，做些實務工作。 」因此我們不難觀察到，即使政府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仍是汰弱留強，未能惠及本地藝術勞工。
工會是潤滑劑
梁寶山既是藝術家，同時長期研究藝術勞動議題，早年已積極爭取藝術家的權益。問及工會能否改善藝術家的處境？她直道：「工會是資本主義的潤滑劑。」她解釋道，工會事實上在資本主義運行不順時提供協助（如僱資糾紛），讓其能順利操作。因此需要細心思考工會的定位與效用。她談到工會的對象，以至參與的人數能否成為有效力的組織。「像美國編劇家工會，參加工會是入行的必要條件，這樣便能清晰定義“profession boundary”。」工會除了互通消息外，能否設立退休保障，或為產業政策倡議法例。這些亦是工會能擴展我們對藝術勞動的思考。
藝術圈內對工會的意見不一，「工會必然涉及集體談判權，若藝術家是『我只代表自己』，那必然產生矛盾。另一方面，香港的藝術家並不傾向想像自己為勞工。」梁寶山說到， 好像Richard Florida便曾提出“CreativeClass”，浪漫化勞動想像。所謂藝術的自主是否仍深陷於當前資本主義的勞動結構，以疑幻疑真的自由來延續？
後記：Free Artists
在藝術產業裏，深埋許多隱性勞動：藝術行政、教育、保安，與藝術家成了相連的角色。他們的勞動狀態不一，卻幾近面對同樣不穩定與欠缺保障的工作特性。當藝術家同時身任零碎的藝術崗位，藝術家工會，又能否保障更多不同的藝術職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