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重來的80年代】前衛藝術突破局限 激進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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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重來的80年代】前衛藝術突破局限 激進潛行

17.11.2016
劉玉梅李浩賢、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982

八十年代的都市感性,大多源自社會穩定,沸沸揚揚。七十年代仍有如中文運動等社運發生,然梁款說到,八十年代都集中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什麼都「擺上枱面傾」,運動的理想思潮早已消散。談八十年代的種種,不能別過六七十年代的歷史;它更像一個反省而喘息的階段,消化整個火紅年代。

「我認為香港的魄力本來就是擁有流動世界的能量,全球都是我們的世界。」——榮念曾

黃仁逵:每一個年代都是火紅

黃昏,陽光隱約成灰藍,黃仁逵坐在「七一吧」門邊的小桌,細酙紅酒。

「我不喜歡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比較精采。」他反覆低吟,似有一股悶氣鬱在心頭。大家都喚他阿鬼,其眼神時而銳利,時而恍惚,幽幽地朝向遠方。黃仁逵趕上七十年代,辦過激進青年雜誌《青年先鋒》,與《70年代》同被傳頌。大概如是,八十年代於他便是「過分務實,相對安穩、小康,『和稀泥』,有『閒錢』消費」。「那時大家都喜歡電視『撈飯』,但其實是很病態的。因為社會沒有什麼能引起注目,於是大家都成了羣體動物,一窩蜂去做一些事情。」

他在七十年代中留法習畫,1979年回港。他形容,這是一個反芻的過程。「我總是『慢幾拍』,在法國時才能消化七十年代在香港的經歷;到了八十年代才能消化留法經歷。因為有了時間的距離才能消化、思考。」就這樣,他厭倦八零,但成了他整理生命的時刻。「七十年代對我的衝擊是最大的,但每一個年代都可以是火紅。我們總不能只在抗爭,抗爭是逼到埋身才做。」

阿鬼在八零年代做過許多事,曾在《號外》當兼職,後來當電影美術指導。他與許多導演合作過,其時電影工業興旺,漸成制度化。但他喜歡的依然是充滿人味的東西,好像他最喜歡的導演是方育平(雖然最終吵架收場)。他亦提到郭達年創辦的《結他》:「《結他》雜誌但不是談結他的!其實是透過結他來講其他事情,而且常因缺乏資金而不定期出版,可見這本雜誌的人性化一面。」

在八十年代,阿鬼亦曾舉行幾次畫展,他亦於藝穗會教畫。「我時常去藝穗會,因為到那兒總會碰到認識的人。當時我跟麥顯揚、韓偉康等在藝穗會的天台搞了『自由美術學院』,好像天台畫室,教十多人畫畫。那時也維持了四五年。」沒有今天鋪天蓋地的藝術景觀,畫畫就靜靜地在天台一隅,像一羣人的地下活動。阿鬼常言八十年代「很醜」。大概他心中的美在於人,在於自由,而八十年代正是逐漸磨平人的時代。

榮念曾:進念出現的年代

「進念.二十面體」的故事彷彿就是榮念曾的故事,兩者並行。

榮念曾在六十年代離開香港到美國唸書,1979年回來。近二十年間,世界波譎雲詭。反越戰思潮席捲全球,榮念曾在這股思潮下成長。「我在加大和哥大唸書,兩間大學都是全球學生運動的前鋒,也是青年磨劍的平台。我們學會承擔自身的不足,明白感性運動只是開始,尋找吸收『知識』的方法才是根本。創意是開放包容進取的開始。至於創作是否自我解放?推動辯證?還是逃避宣洩?那是我在七十年代糾纒的問題。這些問題帶我進入八十年代一直至今天。」

帶着這些疑問,走進全新的八十年代。問他從外國回港耕耘,其時的身份認同想像,他直道:「我總是覺得身份認同是很小家氣的行為。香港人本來應該就是沒有邊緣的人。我七十年代全球跑,然後八二年至八四年又到舊金山拍電影,八五年至八八年又去了北京工作。我認為香港的魄力本來就是擁有流動世界的能量,全球都是我們的世界。」

榮念曾在1982年正式創辦了「進念.二十面體」。劇團打破許多想像的限制,成為八十年代香港文化其中一重要標記。

他回憶:「進念出現的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正在摸索階段,前衞藝術工作者在實踐大膽實驗的過程中,常常碰到的是政治邊緣和社會禁忌,那是順理成章的事。進念《列女傳》的事件觸發劇本審查之後,創作自由和檢查制度就再不是說說而已。當然保守的場地管理很容易借用制度去規限控制創作。場地管理缺乏文化視野也是問題。1984年進念在藝術中心《鴉片戰爭》出現的事件,正是考驗實驗藝術與管理文化之間的矛盾。」

進念屹立不倒至今,作品早已隨時代換了模樣。根植於八零,突破時代局限的精神,仍深埋在劇團的創作。

陳炳釗:前事未忘 後事何從

八十年代總是眾說紛紜,但當談到八九六四,他們皆不約而同認為是香港文化的重大轉向。

許多年後,雨傘運動爆發,也掀起巨大的思想變動。陳炳釗在這場運動中,想起八十年代時空。去年他將1985年創作的劇本《午睡》重新修改搬演。

《午睡》寫的是從七十年代走過來的理想青年,變了何許模樣。其中兩兄弟,哥哥走進繁盛的電影圈;弟弟從歐洲流浪回港後,終日午睡。兩種面對時代急速變化的舉止作對比,「八十年代予我一種恍惚的感覺,社會節奏很快,而我很想慢一點,回到七十年代。兩個時代的差異太大了。」

陳炳釗在1984年大學畢業,曾在中學時趕上學運尾班車。到了畢業時,卻感覺被遺棄。

「我們目睹很多社運老鬼在八十年代的經濟社會轉了當影視行業,或到政府工作。而他們其實是打開了一道門讓我們走進,當我們來到時他們卻離開了。這讓我們感到巨大挫折與鬱悶,彷彿被上一代出賣。」

當他重新檢視劇本,卻更能窺伺當時那些變故的人的限制,與曾作出的努力。時代的距離,讓思考變得寬闊,理解時代的局限。

後記:延續的渴望

八十年代的繁華鮮亮有如白日當空,一晃而過。記者生於1989,這個年份象徵了香港走向不可挽回的岔路。曾幾何時,「八十後」是一個重要標籤。我們錯過「最好」的時代,無法分享社會果實。但八十年代所延續的,鋪陳的,提供了創造的活力。不論是「火紅年代」或「最好的時代」,我們也可從回望轉為展望。

劉玉梅李浩賢、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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