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為了說明一個問題，我們往往基於「方便法門」而給出了許多「標籤」。北韓問題如是，新界西問題如是，年輕人問題如是。脫北者來到南韓，被「標籤」成好勇鬥狠、謊話連篇，但是，深入了解，用一個人的角度去理解另一個人，一切就變得可以理解。「悲情城市」、「廢青」或者「新西人」，都是標籤。傳媒有時為了顯示某個特定議題，不能不套用，但到了最後，制度的無情與崩壞，就只能靠人去重建。
年輕人得到太多批判 太少支援
因為不能選擇的家庭背景，因為被教育制度遺棄，因為找不到方向而迷失，但最終幸運地被社福保護網接得住的每一個青少年，背後都有一羣默默耕耘的社工。
記者曾跟隨救世軍屯門深宵外展服務隊落區，他們的工作時間是由晚上6點至凌晨3點，通常晚上11時落區，每星期四晚。落區四人，分為兩組，各自去不同「熱點」。首先來到一個屋邨商場的平台，然後順勢走入麥當勞，再到屋邨的公園巡一轉。「曾經都覺得深宵工作好辛苦，走來走去，漫無目的，還要風雨不改。」社工Aggie說。
他們通常會留意有沒有固定班底的青少年聚集，落區見多幾次面，打過招呼之後，就可能會再邀請他們去中心參加活動。有些相熟的少年，都會在某些地方聚腳，社工落區就是主動接觸他們。這一晚，走過幾個熱點都沒有見到年輕人，正以為食白果之際，另一小隊傳來信息，在屯門公園遇上三個新朋友，Aggie就帶同記者去「偷師」。
「我已經有好多張卡片，你看，這張都已經撕掉。」長椅上坐着三位女生，最右邊那位拿着社工四sir遞給她的卡片說。「不用集郵了，我多給你一張，好好對待我的卡片。」四sir輕鬆地說。記者在旁聽着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心裏暗暗佩服社工們找話題的能力，還有十分厚的面皮。
「讓我向你們介紹，她們是吳知道、李鍾意和陳八婆。看，我記住你們的名字了。」四sir向Aggie介紹幾位女生，大家都笑作一團。
「我們都傾向用較為友善方法接觸年輕人，他們的成長中已經有太多成年人每天在批判他們。」Aggie解釋。
不適應主流制度不是壞人
很多人以為深宵外展接觸的青少年都是壞分子，以為他們都有打架、吸毒的問題。「其實超過一半的年輕人，只是一羣在主流制度未能成功的人，他們可能缺乏玩樂的機會和場地，暫時未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才與朋友在街頭流連。」Aggie說。
嘉裕十五歲的時候，在家樓下遇上四sir的小隊。嘉裕住在居屋，屋苑樓下有一列長椅，自自然然成為了屋苑年輕人的聚腳點。一羣年輕人在晚上聚集在任何一個地方，不知怎地就會被視為原罪。「試過大家一齊食糯米滋，都有保安走過來話我們。」嘉裕無奈地說。
十七歲那年，嘉裕跟同學的朋友外出，卻不知道是蠱惑仔找人尋仇。途人見他們十幾人圍一個人，馬上報警。即使雙方後來已經由尋仇變成吹水，三輛警車連同十幾個警察如臨大敵趕至，即場將他們全部押回警署。「那一刻我只想到，媽媽在家等緊我食飯。」嘉裕說。警司致電母親前來警局，她卻只對嘉裕說：「以後別和這些人玩。」一句話，沒有責罵，這件事就完了，因為他媽媽百分百信任兒子不會傷人。
嘉裕回復到以往與朋友坐在家樓下打機食煙的日子。不覺得悶嗎？「悶啊，有時會去打桌球，但是大家都想不到有什麼事好做，最後又是坐在樓下打機。」嘉裕說。遇上四sir之後，嘉裕開始思考自己的去路，曾試過去髮型屋做兼職，可惜工作太悶，坐多過做，於是轉行去做茶餐廳。「有時沒有客人，我就問自己，難道我一輩子就是這樣？」他接受不到，人生的時光如此虛擲。
自小不喜歡讀書，中六畢業，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是出來工作，二是多讀兩年書。「中四開始已經有夾Band，也會定期去中心上課，看YouTube見到有演藝訓練學校的廣告，覺得自己可以一試。」這個決定，得到媽媽支持。「媽媽說，就讓我試下發夢，只叮囑我要為目標設下時間，不要賴死。」
組隊快一年，在四sir的推動下，嘉裕與隊員為參加比賽，創作了第一首歌。樂隊叫做「半成熟」，「最近剛寫好第二首歌，叫《勿忘初衷》。」嘉裕說：「我現在最想做到的，就是能夠走一條自己想走的路。」
過去一年，樂隊最常外出表演的地方就是屯門，在區內略有名氣。「屯門大會堂和西鐵站我們都去過幾次。」嘉裕有點靦腆地說：「好像說來說去都在屯門。」四sir在旁提醒他：「你們都有去過油麻地和觀塘呀。」嘉裕點點頭，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