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署吳先生:「出糧給我的是市民,我所服務的是市民,我要效忠的政府又是否真正代表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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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時代

衛生署吳先生:「出糧給我的是市民,我所服務的是市民,我要效忠的政府又是否真正代表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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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點,中環地鐵站還未是平日放工的模樣,沒有特別多人。上到地面,才發現原來不少人已經上到遮打花園,人羣填滿了半個廣場。台上,白底黑字寫着「公僕仝人 與民同行」八個大字,筆觸強而有力。台下,出奇地沉靜,有人默默站着,有人展示標語,有人戴着口罩,但是有更多人,面上無遮無擋。

誰是公務員呢?記者連問幾個戴口罩又穿西裝恤衫的男士,紛紛搖頭。放眼望去,只覺大海撈針。

驀地,一張標語緩緩升起,上面寫着「我拒絕黑社會治港,我絕不會勾結黑社會,我效忠香港市民,而不是黑社會。」一樣是白紙黑字,字體由毛筆體變成標楷體,兩張過膠A4紙拼在一起,山寨得來卻又氣勢磅礡。順着標語向下望,他身穿黑色運動衫褲,沒有戴口罩,靜靜坐着。

「你是公務員嗎?」記者問。「是。」他直認不諱。「可以做訪問嗎?」他爽快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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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保持政治中立
放工後有自由表達政治立場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發表的聲明做引子──何謂政治中立?「我同意公務員在工作上政治中立,但是放工後我們也有表達政治立場的自由,公務員也是香港人。」他說。

在工作上面對市民時,公務員不會詢問對方的政治立場,即使得知,也不會因此影響市民獲得的服務。他反問,公民其中一個責任是投票,公務員在各個選舉之中投票,難道不是政治行為嗎?

政府聲明多次強調公務員需要遵從「公務員守則」,要對政府及行政長官「完全忠誠」。他只問一句,「公務員需要服務市民,但是現時的政府是否真的代表市民?」部門之中,曾經有支持政府的同事說:「你出政府糧,咁巴閉咪唔好做囉!」他回答:「出糧給我的是市民,我所服務的亦是市民。」

如此敢言,他不怕上鏡,還告訴記者,他姓吳,來自衛生署。

不再計較是否成功

這一晚,不是吳先生第一次參與集會。早在曾蔭權年代,他已經有參與遊行表態。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他與不少人一樣感到失望、絕望,覺得運動當時失敗了。「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覺得香港的制度沒有問題?既然如此,那就放長雙眼,看看這個制度能走多遠。」

69遊行,他也與許多人一樣,本來覺得做什麼也沒有用,甚至不想出席,到最後,還是抵不住頸,成百萬分之一。612那一天,他在現場,但是只能遠遠支持。他看見許多許多年輕的面孔,幼嫩得不過二十歲。「他們不是應該去追韓星、玩食雞嗎?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為了香港走出來,拋頭顱、灑熱血?」吳先生哽咽。

「我四十幾歲人,有家室,有仔女,沒有辦法走到最前。甚或至,換轉我是二十歲,也未必有他們這般勇敢。」那一刻,他告訴自己,不用再計較事情會否成功,只需要與年輕人共同進退。

政治爭拗與民生息息相關

由單一議題演變至今日這場難以言喻的抗爭,究竟政府是何時出錯?「九七回歸之後吧。」他記性很好,一一細數香港人在過二十年失去些什麼。831封殺、DQ參選權、用幾千億興建高鐵、港珠澳大橋……「每當有政治爭拗出現的時候,就叫我們着眼處理民生,為什麼政府可以花幾千億在基建,又不投放在民生?」

政府在聲明要求公務員用內部渠道表達意見,吳先生對此嚏之以鼻。「現在不是在內部工作出現問題,而是整個制度、政策出問題,警隊出現極大錯誤,與黑社會合作,這一切,已經不是所謂內部機制可以處理。」

他認為,政府需要反思,為何越來越多市民走出來。「香港人已經用過所有合法途徑表達意見,政府沒有回應過,百萬人遊行之後直上立法會大會表決,就是最佳證明。」

吳先生強調,警察不止是單方面縱容黑社會,而是與黑社會雙方面合作。「這隊警隊,羞唔羞恥?」
吳先生強調,警察不止是單方面縱容黑社會,而是與黑社會雙方面合作。「這隊警隊,羞唔羞恥?」

在衛生署工作超過十年,做過不同崗位,遇過各種立場的同事,大家近月亦有就修訂事件討論。「即使大家不認同對方的意見,但是都會彼此尊重,不會因此產生敵意。」

過去十年,無論在工作還是升遷,吳先生都未曾因為政治立場而遭受打壓。看起來,部門同事之間的相處,反而更能體現政府口中日夜強調的「中立」。

面對今時今日的政府,吳先生只有一個叮囑。「只有面對自己的錯誤,願意承認責任,才代表政府有所警惕,正如德國政府為納粹歷史道歉一樣。這才不會再容易犯錯,這才能夠真真正正維護自己的聲譽。」

訪問短短二十分鐘,記者一直沒有留意四周。再次抬頭,才發現,廣場已經坐滿人。

公務員,香港人,真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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