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二十年・藝術怎麼說4】廿年前後話「2017的想像」

（左起）工作小組成員魂游與查映嵐相信，在回歸廿年的政治討論以外，藝術是一種情感的溝通，帶來抽象的想像。

二十年，是一個時代的總結，或曰整理。二十年過去，轉變與否，均是前行的再思量。「今天社會整體比起往日較為明白整個政治現實的狀況， 但同時可以想像接下來關於回歸政治宣傳會更強勁。」跨媒介藝術家、研究策劃及評論人魂游由《十年回歸前後話》開始，透過97、98年活躍的藝術家，找來07、08年活躍的藝術家，以對話形式，回應社會、文化、藝術等變化，碰撞觀點。到今年的《廿年回歸前後話》，說是承繼2007年的省思。同樣是對話，卻透過公開議題徵集的形式，面向整個藝術羣體，討論當下逼切的問題。

魂游相信展覽以外，藝術家於公民社會自有角色。「十年時的展覽，作品相對同頻，以實質的物件為主。今年則相對較多社會介入的作品，同時更多關於連結藝術羣體的討論。」當政治壓迫日漸貼身，即使不吃人間煙火的藝街家，都不得不思考最基本的生存狀況到藝術生態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正反映當下的政治處境。由回歸前後的身份焦慮，到回歸十年此起彼落的本土抗爭，再面對回歸廿年的後雨傘挫敗，無論社會還是藝術對政治的疲態湧現。二十年後，回到存活的方式，成為了各種羣體均需面對的最主要問題。

嚴瑞芳-另類歷史敘述

嚴端芳的《Refall》工作坊

（下）嚴端芳認為白鴿於香港的命運正意味本地一些少數羣體的命運

「失敗」無疑近年對社運最常見的評價。嚴瑞芳以工作坊《Refall》探討跌倒的意義。由戴卓爾夫人於1982年《中英聯合聲明》會談後於北京人民大會堂門前跌倒的一幕，引伸至日常的跌倒狀態，感受跌倒的過程，更於公共空間與參加者重現跌倒一幕。重回歷史現場，是否可以喚起公眾重新正視一次又一次跌倒的情狀？她由2009年反高鐵開始留意社會事件，日漸發覺許多事情要是不發聲參與，身邊的東西會漸漸被改變，是以經常思考社會介入的藝術可能。

「藝術創作其實可以生產知識，因為知識生產為一種系統的建立，藝術可以提供一個角度去生產系統，或重構知識。」展覽作品同樣由歷史出發，她總是對透過藝術創作，或以藝術方式重寫歷史感興趣。「這次我是由想知道賽鴿消失出發，尋找這些被消忘的東西和其中的原因。」賽鴿業自 97 年在禽流感影響下在港消失，她透過2015年立法會滅鴿討論中，找到當時列出的53個飼養鴿黑點，「我去了其中的港島黑點，然後發覺原來全都沿着往日海岸線跟電車路。」往後她更考慮出書整理「觀鴿圖」，提供另一種認識香港的途徑。展覽中，她則透過用鴿子帶上鴿哨作國歌演奏，回應今年剛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歌法」。

羅玉梅-藝術共同體

（上）聖誕卡錄裝置意外錄下陌生人的聲音

（下）羅玉梅拍下女工跳繩的情景

「我這些年正是在不同的勞動狀態中維持創作的。」羅玉梅說。2006年畢業的她，當年形容當年香港沒有太多畫廊，在沒有太大可能從事全職藝術創作的情形下，她到過北京與東京工作。回港後發覺一種外判的風氣，還有領展式的發展狀態，令她感到生活的困難。「即使今天多了畫廊，或不同種類的藝術行業，但薪金還有工作環境，其實沒有多大改善。相反在社會中生活則愈是困難。」而藝術勞動與其他行業勞動的異同，是否有互相參考之處？她發起的《當我們談論藝術勞動時，我們在談論什麼？》討論會中，程展緯提出：「90%以上的藝術家是賺不到錢的，我們是運作於另一種經濟系統之下。」眾人討論藝術商品化而忽視藝術內在價值的環境，還有藝術家是否可以商會模式組織藝術工會以保持資訊流通等，從而發現，藝術羣體的連結，正是抵抗的起點。

羅玉梅的展覽作品由勞動空間、聲音、照片，到勞動的本質探索，連結起生命的軌跡。她向一位聲音藝術家買下一些聖誕卡錄音機，發現其中有陌生的聲音在叫「1、2、3」：「回歸時不過中學生，而這些就是回歸二十年來的生活經驗令我累積下來的東西。」作品連結起她於北京時的生活，「當時住的是國營電子廠改建的公寓，那一邊仍然在裝嵌耳機。」當時她工作的798從前同樣是工廠，對她而言，勞動與藝術的關係愈是不可割。透過搜集不同人錄成的「1、2、3」，她認為：「聲音有一種集體性。」以這種勞動的聲音為起點，可連結自身於兩地的生活。在尋求連結性之中，她發現一種一環扣一環的關係。她最後會以「1、2、3」的聲音節奏下，於香港某地點走一個圓：「這些東西是隨時間形成的劇本，這令我想到時間是直線還是一個圓？而且二十年來我印象最深刻，政治上對我衝擊最大的是公民廣場那一個圓圈。」如果要為二十年劃一個句號，她希望是圍繞公民廣場走一圈。然而這個地方今天被人鎖住不能進去，是以她只能在其他地方走完這一個圓。

Zoie Yung及勞麗麗-釀酒作為藝術

（左起）Zoie Yung、何兆南與勞麗麗各自於工作室的剩餘空間作小型釀酒工場

《酒花》討論會於黃竹杭藝術空間舉行，附近同時是釀酒廠的集中地。

Zoie Yung從一次參與台灣藝術活動開幕中，見他們以燒酒雞為招待食物獲得靈感，發現啤酒影響藝術圈生態的可能。她提到，也斯曾說過：「食物是生活的逸。」，肉體的享受是最為直接的，因此從而成為一種與藝術展開對話的方式。由藝術家釀製啤酒的過程、改變藝術展覽行禮如儀及高成本的的opening模式，到為藝術家提供自給自足的生產條件，無疑是改善藝術勞動其中一種具體的建議。於《酒花》討論會中，藝術家們各自分享自家釀製的各種酒類，探討藝術圈中酒的角色，以釀酒與藝術創作的同質性，還有酒的慶典、消愁、交流性質之中的文化意義，藝術家釀製的啤酒，是否可以成為作品的一部份？

勞麗麗同樣由反高鐵時，開始喚起對土地的關注，後來於「生活館」學習種植。她指：「與藝術相近的地方在於，兩者都是由原始物料轉化。酒本來是由穀物就可釀製。」她認為這種生活自主的探索，正是二十年來種種運動累積起來的思考。回歸二十年對她而言並不是直接概念，而是思考身份的時刻。這種身份追尋未必直接代表整體社會，然而，「藝術創作某程度上正是在回應個人身份問題，再由此去探討自身與藝術圈與社會的關係。」她觀察到：「有時無力感來自個人其實難以為社會帶來大型影響。然而回到社區或組織，在其中建立的，正是大家思考能力範圍，變成可持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