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煦峰（Alvin）的經歷，說來話長。距離他接受「拗直治療」迄今，已有十八年。二○○五年，他在具有基督教背景、並以性小眾羣體和其家人為服務對象的「新造的人協會」經歷為期一年的「拗直治療」。即使治療停止，過程帶來的創傷仍如影隨形，一直折磨着他。「這十八年就好像鑽進了一個黑洞裏面，這個黑洞裏面的時空是扭曲，和外面的很不同，外面的人看到我又不知道怎樣幫我，我亦不知道怎樣出來」。
所謂「拗直」，早於接受「拗直治療」以前已開始，也沒有在一年「療程」過後就結束。他解釋：「『拗直』是一個一連串內化社會期望的過程。」
否定自己是同性戀
香港在一九九一年才正式落實將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Alvin是八十後，回憶起自己的成長過程，外面的世界都對同性戀持否定態度。父母為基督徒，他從小到大都上教會，教會不認可同性戀，爸爸甚至曾為他針灸，以求改變其性傾向。另一邊廂，傳媒和流行文化亦對同志羣體貼上負面標籤。「我覺得性傾向歧視是關於整個文化的壓迫」，故他從小就開始否定自己的同志身份，很早就有「內化恐同」的傾向，「社會覺得異性戀才對，同性戀是錯的。」中學的時候，同學曾取笑他跑步的姿勢「乸乸哋」。「記得中學時候的紀念冊，我是寫着『我不是基』，要刻意去解釋我不是『基』（gay）」。「不停覺得我不是『基』，我也是喜歡女生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其實小時候已經在『拗直』。」
就讀大學期間，他對一位同是基督徒的同學產生好感，並向對方出櫃；然而，對方無法接受同性戀，告訴他：「不要緊，神幫到你」，並建議他聯絡「新造的人協會」。原本已討厭自己同性戀身份的他，慢慢陷入黑洞之中。
治療如同虐待和侮辱
那年，他二十一歲，在中大主修工程，副修音樂，醉心單簧管。原本的課後活動是與心儀男孩一起練習樂器，開始「拗直治療」後，男孩仍在身旁，二人卻不再一起玩音樂。協會輔導員叮囑他應與同性「建立健康的朋友關係」，亦把他對男方的感情稱為「情感依賴」。「他們有一套理論，就是相信建立了健康的同性關係之後，自然就會慢慢喜歡異性。」在輔導員的指導下，Alvin與那位男性朋友「一起對付內心的同性戀」。「其中一個輔導環節就是要我打電話給那位男生，然後他就要掛斷電話，令我死心。」十八年後，他回到中大校園接受訪問。他在曾經每天練習單簧管的地方，翻閱兩本在接受「拗直治療」期間寫的日記，「我還會在日記寫：你這樣拒絕我，你真的做得好。其實現在回想，就是不停打電話給他，然後不停被他掛斷，內化成一種被虐待或者被侮辱的感覺。但我又會覺得這件事是對自己好的，是在去除內心的魔鬼。輔導就是對付自己的性慾，對付自己同性戀這個部分。」
輔導員亦以他需要「同行者」為由，邀請他參加「生命更新小組」。在小組內，一眾性小眾聽取牧者、社工、醫生的分享。他們以猶如「洗腦」的方式，引導各人不要繼續走同性戀的路。小組導師曾言：「如果你喜歡一個同性的話，就想一下這個同性的不好的地方。」以至於他每當對誰有好感，就會開始思考對方的缺點。一年之間，他聽盡協會否定同性戀的言論，指同性戀「是病，是罪」，提及「同志關係很亂」、「沒有真愛」；又目睹自己的輔導員原本是同志，也聲言已改變自己，和太太結婚生子，讓他一度以為自己也可以走上如輔導員同樣的路。當時，他處於極度壓抑的狀態，曾應輔導員要求禁慾一年，「如果看到電視有男生赤裸上身跳水，我也馬上關掉電視。」
無奈放下單簧管 暫且放棄音樂夢
日記的字跡恰若其回憶紛亂，他笑言自己的字不好看，偶爾也要把日記簿湊近鼻尖，辨認自己的一字一句；但那年的孤立無援，仍是歷歷在目。「我會覺得接受同性戀的人是異端，我要遠離他們。有些人不接受同性戀，例如教會的人，我就覺得既然你都不接受，你就是不明白同性戀。於是，我就好像和身邊的人相處不了，很孤單，慢慢就鑽進自己的世界裏面。」
那一年伴隨他的，就只有日記和單簧管。這兩件物品，如今還在他的身邊。日記簿上的記憶碎片，是創傷的憑證，亦是他宣洩情緒的出口；單簧管則象徵着他受「拗直」創傷影響而無法圓滿的夢。對他而言，「拗直」等同「逼自己滿足別人和社會的期望」，導致他強制自己迎合，刻意改變自身形態，擠進由別人建構、名為「正常」的框架。除了強逼自己迎合主流的性傾向，也內化了外界對自己的一切期望。當年單簧管老師隨意的一句說話，猶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老師曾對他說：「無論你整體表現有多出色，整首樂曲只要有一個錯音，別人都會記住那個錯音。」於是，即使在緊張的情況下，他也不容許自己出錯。物極必反，當時的他只要開始演奏，便不停打噴嚏，根本無法吹奏單簧管。從小學便開始學習單簧管的他只能放棄音樂夢，他苦笑說：「如果沒有『拗直』，現在我可能是一個樂團裏面的單簧管首席。」
當時的他思緒混亂，內心的鬥爭和拉扯不斷。「『拗直』的過程太辛苦，導致身體很弱，不停病，幾個星期又病一次。」抑鬱與焦慮同時襲來，讓他一度有自殺念頭，需要服用血清素和鎮靜劑。原本觀念保守的母親也感到不忍，過去總是把同性戀與愛滋病混為一談的她對他說：「張國榮都係咁啦」。身心狀況疲弱，又眼看家人態度逐漸軟化，他決意離開「新造的人協會」，轉而尋求沒有宗教背景的輔導。然而，離開協會，並不代表他從幽谷走向光明。為了紓解抑鬱與焦慮，他嘗試接受家庭治療。然而，輔導員並沒有引領他找到宣洩情緒的出口，當時的輔導員「把同性戀歸因為後天的成因，例如家庭關係。」結果不止無助鼓勵他自我接納，只讓他不自覺地步進另一個漩渦，轉而剖析自己的性傾向會否真有成因，「愈來愈多框框加諸在自己身上，由一個『拗直』的框跳出來，去到另一個輔導的框框」，「我經常都形容『拗直』就像紮腳，紮了以為很漂亮，但其實是內化一些令自己傷殘的東西。」
未曾痊癒的傷口，再度惡化含膿。他漸漸出現解離狀態（dissociation），無法將自身與周遭環境連結。走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他只覺滿眼都是陌生的風景，曾致電朋友訴苦，訴說自己「好像在外星」。「傷害重重複複，我就好像身處在一個地獄裏面打轉。」去年三月，精神科醫生診斷他患上複雜性創傷後遺症；去年六月，心理學家評估他患有解離型的創傷後壓力症。此時，距離他接受「拗直治療」，已有十八年。
曾經內化恐同 如今高呼Born this way
「拗直治療」的創傷與後遺症，一直與他共存。幽谷之中，他還是不住地對自己說：「要走出來，要走出來」。他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碩士，成為社工；轉到同志友善教會基恩之家，得到教友的接納；亦在二○一五年左右開始接受傳媒訪問，揭露「拗直治療」的禍害。初期報道均以化名刊出，後來他慢慢察覺發聲有療癒作用，遂願意以真名受訪上鏡。曾經深陷內化恐同困局的他，現已逐步逐步走出掘頭路，擁抱性小眾身份。他約在五年前出櫃，甚至在辦公室掛上彩虹旗，穿起印有「Born this way」的T恤，走出黑洞。
「拗直」那年，他是大學生，現已快將踏入不惑之年，在春暖花開之際重回承載着自己回憶的大學校園，他淺笑着道：「傷痛已經造成了，反而是要接受自己這些傷痛，更加懂得愛自己，更加懂得接納自己，將這些詛咒變成祝福，令到不會再有下一個受害者出現。」傷口尚待復元，他希望以「拗直治療倖存者」的身份，幫助與自己有同樣經歷的過來人。
投入性小眾輔導 強調接納性取向
他發現， 在傳統機構工作， 即使有意發展性小眾服務，多是有志難伸。於是，他決意從全職學校及家庭服務社工轉為半職社工，公餘時間則全心投入性小眾輔導，服務被邊緣化的一羣。經歷過「拗直治療」，他洞悉「拗直」輔導手法的問題，「當中會不停地滲透同性戀是可以改變的信息，他們用全人成長或者是修復創傷等理論包裝，其實輔導是有引導性的。」最終目標是引導輔導者相信：「我們需要改變同性戀，或者是相信同性戀是多由後天因素造成」。於是，他決意研讀小眾肯定取向輔導模式（Minority Affirmative Counseling）。
這一套模式以接納和肯定的角度出發，「了解小眾如何受到社會文化社會制度壓迫，如何將偏見內化」。小眾肯定取向輔導模式猶如一束光，照亮了他內心的暗處。他多番提到，外界的壓力如同為他的身體「輸入錯誤的程式」，現在則「用一個正確的程式去看我自己，原來我是受了這麼多社會文化影響，怪不得我想死啦。」此模式讓他獲益匪淺，堅定其「助性小眾外化壓力，甚至是幫他們改變制度」的決心。當平機會表明《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未有任何時間表」，有議員要求煞停同樂運動會的當下，他選擇走在一條「療癒、教育、倡議三合一」的道路上。他無懼站在鎂光燈前，對傳媒訴說自身經歷；成為基恩之家心靈同行中心輔導員，亦成立同志友善身心靈服務平台「同心圈」；支援性小眾組織「倖存者」小組。他自信地說：「我現在不再改變，而是期望這個社會改變。」長遠而言，他期望日後社福、醫療、教育、心理學界等各個界別能夠支援「倖存者」，普及性小眾肯定式輔導，希望有朝一日，社工需要有相關的培訓才可獲註冊，並列出「肯定輔導員名單」，讓性小眾能得到適切服務。
創傷未癒，單單要投入一段關係，已是難事，是以Alvin已單身十年。當攝製隊前往拍攝他在教會參與「一人一故事」劇場排練的情況，他分享到與內心創傷有關的話題，還是忍不住嚎哭。解離狀況仍舊不時出現，但他已明瞭自己應盡量「活在當下，看到當下 」，他的當下就是——教會朋友見狀一擁而上，抱緊啜泣的他。
目前，他已重拾單簧管，即使應攝製隊要求，在人來人往的深水埗街頭演奏，也不再打噴嚏。談到昔日的音樂夢，他說：「好像有些未解的結，或者有些遺憾。」樂譜上的音符旁邊，盡是他用鉛筆寫上的標記，他笑着表示正計劃考取演奏二級，也不忘補充：「不過現在我不會逼自己，做到就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