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中山經》
《山海經》將務農（樹穀）與劃疆（分壤）並列，繼而述及戰爭（戈矛刀鎩）與貧富不均（能拙之別），筆法同耶魯政治學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近作《反穀》（Against The Grain）要旨不謀而合：古代以農立國的歷史，就是暴力與奴役的歷史。
一切從新石器時代「廣譜革命」開始。零星定居初現於公元前一萬二千年，當時世界絕大部分人類均以狩獵採集漁獲為生，遊居不定，後來新仙女木期發生氣候變化，嚴寒導致大型獵物數量銳減，人類不得已轉而開發低能量食物來源，包括栽培植物。公元前八千年起，穀物陸續冒起，隨之出現永住城鎮，再過幾千年，美索不達米亞第一批農業國家誕生。
傳統史觀將以上歷史歸納為「文明進程」：人類厭倦居無定所，棄懶閒守株而勤懇躬耕，「從家族到親族到部族到人民再到國家」（凱撒語），城迹、工藝、文字、律法盡顯國家文化遺澤，智人由黑暗走向光明—可惜每一環都值得商榷。
《反穀》以美索不達米亞為例指出，農耕畜牧不及狩獵採集，安頓更可能是一場錯誤。對比古代遊民覓食於多重生態網（海洋、濕地、森林、草原、旱地），食物來源豐富多樣，農耕市民基於飲食習慣單調，易患缺鐵性貧血和佝僂症一類營養不良疾病，身高亦普遍矮於狩獵採集者。此外，新石器時代晚期農耕畜牧的定居生活造就一個個「多物種重置營地」，人口與豬牛雞羊等動物史無前例密集聚居，病原體跨物種交叉感染之下，史上第一波大流行疫症於焉爆發。幾乎所有大殺傷力「密度制約傳染病」（譬如天花、霍亂、麻疹、水痘、流感）都起源於近一萬年內，並可歸因於城市化及農牧化的發軔—流行病即是文明病。
在勞力效率與生活質素方面，定居農業均遠遜狩獵採集，考古學家稱之為「被槍指頭」的無奈抉擇。維生經已如此艱難，農業文明竟然還能衍生出國家組織，幾千年內稱霸世界，絕非如凱撒所講理所當然，甚至可謂奇蹟。斯科特認為，國家之所以能成形，穀物角色至為關鍵。最早期的農業文明盡皆以穀立國，一般依賴小麥、大麥，中國以小米、水稻為主，印加國則多採收粟米。穀物地上熟成，而且一次性收割，按顆粒計算，方便國家稅吏評估、徵收及分配，具備實物稅基礎，為其他栽培植物所不能取代，輔以水路輸送資源人手，「糧食／人力模組」運作順暢，國家機器始能維持，疆域因而幾乎不出穀物線外。
早期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就是勞動力。鑑於農民自己不會生產盈餘以供精英階層享用，國家必須想方設法聚攏及控制人手：古時戰爭旨在獵奴搶掠，殖民拓土相對次要；而興建城牆一方面出於防禦外敵，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範國民不堪奴役逃逸，萬里長城即是一例。奴役制度雖非國家首創，國家顯然將其發揚光大。「前希臘的世界從深層意義上講是一個沒有自由人的世界。」據估計，雅典城邦的奴隸約佔總人口三分二之多，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比率接近三分一，晚近至十九世紀初，全世界更是有四分三人口生活於「奴役狀態」之中。
班雅明的名言：「無一塊文明的豐碑不同時是一份暴行的實錄。」國家縱然野蠻，不也留下許多文化遺產？斯科特則提醒，從人民角度出發，文明產物不是與其無涉就是壓迫手段。譬如楔形文字發源於清點登記，同稅賦和勞役直接掛鈎，故此美索不達米亞村落往往抵制書寫技術；而在所謂「希臘黑暗時代」，文字隨邁錫尼文明覆滅而停用，同時民間興起口頭傳誦的荷馬史詩，相比僅為少數識字精英而設的寫作，口述詩歌顯然是更平等的藝術形式。「野蠻人」未必野蠻，帝力弗及之處，甚至有自己的「黃金時代」。
據斯科特理解，古時國家體質脆弱，偶見一夜解體，或肇因居民避疫逃荒所致，亦不過是政治秩序去中心化，未必如想像般悲劇，就人民生活質素而論，國家「崩潰」甚至值得慶賀：「我們有堅實的理由推崇這種『空轉』時期，它常代表民眾為爭取自由而掙脫束縛，也代表人類福祉的改善。」在國家暴力愈發恣肆的今日，做一個野蠻人可能更幸福。
《反穀》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
譯者：翁德明
出版：麥田
售價：$150
作者簡介
陳國榮，半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