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美國領獎記】西西的另一半世界（朱萍）

西西得獎時說：「謝謝」（麥凱喬攝）

在台灣導演楊德昌的電影《一一》中，八歲的小男孩洋洋對爸爸說：「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這樣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這童稚的語言赫然道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真理：在孩童的眼中，前面和後面是平等的，這一半和另一半世界也是平等的，只有成人才會將「後面」或者「另一半」在大腦中自行屏蔽。成人也看不見另一半的事情，卻不會質詢和懷疑，甚至毫不自知。因此，擁有孩童的眼光對於完整地觀看這個世界而言尤其可貴。

香港作家西西就是這個華語文學界的可貴的「孩童」，她一直用純淨的眼光和天真的語言彌合著這個分裂的世界。西西的小說沒有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人物也都普通平常，但是她的文字卻蘊含對平凡生活詩意的和哲理的思索，且往往會對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這一半世界發出驚人之問。

1982年西西的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橫空出世，驚艷了華語文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在殯儀館為死者化妝的女子，她深深憂心自己和師傅怡芬姑母一樣將無法出嫁，因為沒人男子願意娶一個給死者化妝的女子為妻。在常人眼裡，死亡所象徵的冰冷、僵硬、醜陋、鬱暗、無情、猙獰、陰森、暮氣沉沉和女子所應象徵的溫暖、柔軟、美麗、陽光、親切、婉約、典雅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死亡和女子分別象徵著世界分裂的兩半。西西在這個故事中通過女主人公的娓娓獨白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世界純粹是因為一念之差而分裂成兩半的。美麗的鮮花可以象徵愛情或者道別，素白的外衣可以象徵純潔或者哀悼，精緻的妝容適用於美女，同樣適用於死者，而類似香水的味道也可以來自防腐劑的藥水味。生命和死亡、嬰兒和骷髏的區別，何嘗不是因為人們因為偏見或成見而總是只選擇這一半的世界，而對另一半的世界屏蔽、厭惡甚至恐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能夠同時看見和接受這世界的另一半，難道死亡就不再顯得的冰冷、僵硬、醜陋、鬱暗、無情、猙獰、陰森、暮氣沉沉，女子也不必非得溫暖、柔軟、美麗、陽光、親切、婉約、典雅。那麼，我們的生命和性別是不是都能夠獲得更大的自由？

接受自己，接受另一半

我個人最喜歡的西西的短篇小說是她更早兩年寫的〈碗〉。小說的女主人是一個家庭主婦，她在一個聖誕聚會時聽說自己的中學同學葉蓁蓁已經辭去教職不再做事，不由想到：「一個人如果不工作是會成為社會的寄生蟲的。現代的婦女是應該培養自己獨立經濟的能力的。一個人沒有一份月入超過五千元港幣薪酬的收入是沒有安全感的。既然進入師範受過專業的師資訓練而不把才能貢獻給社會是辜負了社會的培養以及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的。在一個通貨膨脹情況如此劇烈的社會中放棄一份不錯的職業是神智不健全的。不愛工作的人是懶惰的，是逃避責任的，是不愛社會、不愛人類、不合作、不合羣的，是自私的。」僅僅因為一個女人決定不再工作就給她套上「懶惰」、 「逃避責任」、 「不愛社會」、「不愛人類」、「不合作」、「不合羣」以及「自私」的標籤，不僅讓人不寒而慄，不事工作在一個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顯然是一種罪，而一個不事工作的女人更是犯下了悖逆婦女解放運動的二重罪。因此，女主人公的經濟焦慮和道德譴責匯合成了赤裸裸的人格攻擊。然而，這些指控都源自一半的世界的狹隘眼光。西西用反諷的方式讓我們看到這一半的世界是如此地限制著我們的心理和身體的自由。姑且不說為了錢而工作的異化勞動本身是否值得讚美，就說女性解放這條，如果「解放」（成為職業女性）是女性擁有的唯一選擇，那麼解放了的女性和沒解放的女性一樣還是只有一半的自由：以前的女性只有在家的自由，現在的女性只有工作的自由，現在的女性到底是否更加自由了呢？小說結尾處，同樣不是職業婦女的女主人公來到植物園，在那裡她逗留了很長時間，看花、看草、看鳥、也看書，她突然覺得她是快樂的。這種快樂意味著對自己的接受，對另一半價值觀的接受，和對另一半世界的接受。

瑞士心理學家容格認為人性都包含了兩半，即正面的自我和反面的陰影。而要取得成熟平衡的性格則必須連結融合自我與陰影以形成完整的自我。現實世界中人們的自我則往往是偏狹片面的，貌似穩定，實則不堪一擊。而孩童般天真的詰問能幫助我們看到和理解另一半的世界，恰是治愈我們心理缺陷的開端。

西西寫於1981年的短篇小說〈抽屜〉就是一個關於自我和身份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選擇將自我投射於她每日都使用的抽屜之中：「我每次打開抽屜，看見的已經不再是鏡子，而是我自己。呵，這個可不是我的鼻子？這兩邊的可不是我的耳朵？我覺得很安慰，因為我的鼻子和我耳朵在我的抽屜裏一直過著平靜、安適的日子。」這段話對於香港居民來說應該有特殊的意義。

最大的疑問

香港人的流動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建構應該是這個城市保持自由和活力的源頭之一，但是這個事實的「另一半」卻是香港人因為流動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建構而無法擁有歸屬感和安全感，被一種集體的身份焦慮而困擾，因而會對確定性的追求尤其強烈。西西小說中主人公對抽屜的依賴就是這種對身份確定性焦慮的寫照：「我於是明白了我的腳樣才是我的腳。同樣地，我也明白了我的身分證才是我。於是，我每天把我的身分證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抽屜中，由於我的抽屜就是我住在這茫茫宇宙中的寓所，我不得不對它專心衛護。我害怕家中失火，害怕颶風暴雨，害怕地震，這些災難都會禍延我的抽屜，一旦失去了我的抽屜，我將在何處安身？沒有了抽屜，就沒有了我的身分證，沒有了身分證，就沒有了我。同樣地，沒有了抽屜，就沒有了我的鏡子，沒有了我的鏡子，就沒有了我。所以，別奇怪我為甚麼要為我的抽屜買了很重的保險。」

人生的最大疑問無非是像法國畫家保羅‧高更的名作的題目那樣：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有了抽屜這麼一個自我在外部世界的寄寓，人生的疑問似乎引刃而解了。這篇小說結尾處，西西不無反諷地寫道：「我是誰？我祇要打開抽屜，我的身分證就可以詳細地告訴我我是誰。我身在何處？我也祇要打開抽屜，看看我的鏡子，我難道不是一直好好地居住在我的鏡子裏嗎？我的鏡子難道不是一直由我保存得好好的在我的抽屜裏嗎？我身在何處，那還用說，我身在我的抽屜裏。至於我從哪裏來，我當然是人民入境事務處來。至於我將要到哪裏去，我將來當然要到生死註冊署去。」結尾這兩句話似乎道出了「香港身份」唯一確定的共性。而最後提及的生死註冊署，則是以生的反面—死—來回答關於生的正面(我是誰，我身在何處，我從哪裡來，我將來要到哪裡去)的問題，巧妙地連結了原本分裂成兩半的世界。

西西無疑是能看見另一半的世界的。所以，作為西西的讀者，我也看見了一個更完整、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

朱萍與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