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生於台北的張惠菁記得，從小媽媽就會叮囑她：「出去不要亂講話。」即使她現在已經長大成人，每天出門前，還是會聽到媽媽不厭其煩地說：「出去不要亂講話。」
多年來掛在母親口邊的這句叮嚀，雖然常讓張惠菁感到無奈，但她心裏很清楚：這其實是上一輩體驗過白色恐怖高峰後，從戒嚴時期帶到今天的習慣。
國民黨政府1949年在台灣實施戒嚴，在往後近四十年間，遭濫捕濫殺的無辜異見者不計其數，社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人人噤若寒蟬。「在我們小時候，有很多事情是沒有答案的，也不容許你講……台灣有很長的歷史，都是真相不明暸，也沒有人覺得他必須給你一個交代。」
但台灣威權統治年代經已成過去，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台灣迎來民主自由。張惠菁毋須再為擔憂「亂說話」會帶來惡果，可以自在地當一個作家，盡情以文字探索天地；從今年5月起，她更成為了出版社總編輯，透過歷史出版，填補歷史空白，叩問從前問不得的真相。
衛城的歷史重建
張惠菁出任總編輯的出版社，名叫「衛城出版」。衛城出版在2011年成立，在前總編輯莊瑞琳的帶領下，多年來出版多部分量厚重、透徹精闢的台灣史書，如追溯台灣民主發展歷程的《百年追求》、探討在地轉型正義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以及編收白色恐怖受難者最後書信的《無法送達的遺書》等。衛城對台灣史的編修，重塑歷史真相貢獻良多。
前人的豐功偉業，之於張惠菁，是讓她能夠實現腦中想法的優良基石。「（白色恐怖的書）衛城先前已經有出，以後有好的作品也會繼續出，但我們也要把歷史真相帶到更細緻的地方。」
衛城在8月公布，會推出Being、Belong和Beyond三大新書系。三大書系層層遞進，Being訴說個人生命史，Belong接着探索族群認同、記憶與歷史，Beyond則走進世界知識海洋，繼而啟迪自身。張惠菁如此策劃，是想以後的衛城能從人的角度說故事，走進台灣歷史的空白，藉着具生命力的出版，與台灣社會對話。
歷史充滿空白
「歷史充滿了大片的空白，尤其是台灣這沒有太多人寫紀錄的地方。」
曾經攻讀歷史博士班，中途轉向投入寫作的張惠菁指出，由於台灣以前的平民百姓不會將他們的故事記錄留低，而且現存文獻多是由統治者的觀點出發所寫，因此台灣歷史仍存有很多未知的空白，但「不需要焦慮有空白的存在，永遠都可以去補充它。」
衛城的策劃3B書系，就是想藉歷史出版，去補充這些空白。張惠菁舉Belong書系的新書《羅漢門》為例，作者錢真以歷史小說形式，探索台灣清治時期第一場民變「朱一貴事件」。記載這場民變的文獻，大多為官方檔案，普遍視朱一貴及其部眾為「反賊」，從起義民眾一方視角出發的歷史叙述寥寥可數，所以這段歷史存有很大塊無法以文獻補足的空間。歷史文學於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能透過想像去填補歷史細節，拒絕將歷史的詮釋權相讓給所謂的「平亂者」。
又如Being書系的《我的青春，在台灣》，為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著作。紀錄片中，傅榆聚焦的是陳為廷及蔡博藝兩位學運青年的青春；書中，傅榆則轉而檢視自身的青春。張惠菁解釋，傅榆在1982年出生，屬於與台灣民主一同長大的「解嚴世代」。讀傅榆的成長過程與政治啟蒙，其實就是在了解台灣社會在去威權化底下，個體生命的情感與經驗如何受大政治影響。
像《羅漢門》和《我的青春，在台灣》等書的出版，正是衛城作為一間出版社，用歷史出版持續與台灣社會對話的方式。「藉由出版這些書，把我們認為更應該思考的角度帶到讀者面前，讓他們去了解。」透過新的歷史視角，引領讀者走入歷史空白，繼而讓台灣社會一起對所在現實有新的認識和共感。這就是張惠菁的期望。
光亮的另一面
今天篤信歷史出版潛力的張惠菁，從前總是以為人沒有辦法看到完整的歷史故事。就如她在《早到晚走》一文中所寫：「我們也許用各種方式探究歷史，但我們掌握的永遠不會是完美的真相──即使是當事人也不能給我們完美的真相，空白與暗影，永遠依附在光亮的另一面。」
改變張惠菁的歷史悲觀主義的，是時代的變化以及人們的努力。一方面，她體會到當下台灣社會比以前開放，人的主體性也比較強，可以自己主動去發現，又或以任何角度說故事。另一方面，她見證着讀歷史的同輩或學弟妹，持續地發現以及編寫台灣歷史，也逐漸確認「我們是可以了解自己更多的」。
「歷史永遠是後見之明，後見永遠可以更明。」張惠菁眼中的真相，從來不止得一面，不斷的從更多的角度書寫歷史，就有更加靠近真相的可能。而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有追究真相的問題意識非常重要，那決定你能走到哪裏……還可以有下一個人從不同的問題意識去發問，讓事情愈來愈清楚。」
張惠菁認為，歷史真相需要各種的觀點論述互相補足才能靠近，但她對那種「真相是相對的」反歷史說辭非常抗拒。歷史學者經過嚴格的舉證和研究過程才會提出觀點，如果認為前人的史觀不足，也可再提出新的觀點，而在事實的基礎上，不同的史觀也可以彼此對話交流，由此，我們終會能夠「在許多的真實之中，更加靠近更多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