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派對的路徑從位處商業中心的會展、九展、酒店展開，流竄至九龍工廠大廈、新界山嶺、離島沙灘，再繞一圈回到鬧市的大街與商業大廈——電子音樂派對的路徑迂迴曲折，從城市心臟舞至工廈荒野，但派對不死。只要有音樂與地方，就能號召人們起舞，以享樂的意志改寫空間的意義。以下部分，將回顧由九十年代末至現在的地上地下派對（按：毋庸諱言，「地上」合法的較為少見）空間史，跟隨舞客的步伐，看見他們怎樣佔領、挪用、翻轉空間，把它們變成在特定時空解放的異質場域。
Rave風潮衰退後，約二○○七、八年左右，Nerve也開始自己舉行派對時，即使推廣的是非主流音樂如Dubstep等，其模式也在複製商業派對，「試一試問中環的club和餐廳可不可以讓我們玩」。「但是後來，我就看見有人拿部發電機去outdoor就做啦，或者完全係理想主義咁喺工廈租一個單位，很DIY，就是想自己整嗰種聲，咁個出發點係完全唔同」。
二千年代末起，一個窩於觀塘工廈的現場音樂場地，像一片磁貼，把整個社區的獨立band友與音樂人緊黏起來。二○○九年十月，政府公布活化工廈政策，以不同優惠鼓勵投資者將工廈重建改裝成商廈。工廈的音樂人面對攀升租金及迫遷；Hidden Agenda也被工廈條例所困，無法申請合法娛樂#牌照，被政府部門多番徹查。連繫緊密的觀塘地下音樂社區一點點被瓦解。但在湮滅前，他們並不安靜。他們在工廈與街頭搞band show及派對；也把派對帶到抗爭現場。他們的街頭派對透明、吵嚷、公共，甚至多數是免費性質（free party）。這種與以往rave party或在蘭桂坊舉辦的派對不同，體現了Nerve口中的「理想主義」，亦可算是香港電子音樂派對史中，政治及反抗意識最強的一段時期。
工廈音樂人辦游擊派對 抗活化政策
上述的音樂場地，是前後經歷四次迫遷的Hidden Agenda（簡稱HA）。其中一次搬遷後，這班音樂人決意更緊密地連結起來。「當時阿和（HA搞手）想在一棟工廈搞垂直社區，租多幾層，咁夾埋啲大家識嘅租客，同個業主bargaining power大啲。」現時是派對搞手及DJ，後來在此共居空間遷出觀塘後，也曾租住過一段時間的Kalok (DJ Kolak) 說。工廈空間蛻變成有着多元功能的複合體：它既是band房、也是實現共居的空間；大廳是讓大家交流音樂與舉辦小型表演的公共空間。羣體愈緊密，聲音愈壯大。漸漸地，表演由大廳搬到街道。租住工廈的音樂人們，每人夾手夾腳，搬發電機，帶上工具、器材，走到工業區窄巷、街頭行人專用區，以及那屬於「起動九龍東」計劃一部分的觀塘繞道天橋底，開始名為「游擊show」的表演或派對。
大時大節，空地更會連開兩面舞台，一邊是DJ、另一邊是樂隊表演。「游擊show」希望以一夜限定的派對與音樂，衝擊由權力與資本規劃的空間，打開新的想像與可能。「（目的是）批判當今土地及文化政策，開放公共空間，在過度商業化及官僚化嘅環境底下，嘗試集合力量，爭取自由空間。」Kalok憶述。當年也是籌辦游擊show的一份子、現為派對搞手及另類服裝店Running Ashtray店主的Doris亦說：「是有些想法，即是為甚麼街上不可以發生這些事？為甚麼一定要租一個地方，先至可以有表演？」然而，除了與政策抗衡，Kalok記得派對的舉辦細節，也盡量實現平等與開放。場地甚至不設舞台，實現「no stage is the best stage」信念。「以前睇show都會有個台、有個主角，我哋就試試以平等的舞台設計去反映那個意識形態。」Kalok說。
Running Ashtray創辦人
Doris （受訪者提供）
佔領公共空間辦派對 挑戰法例灰色地帶
有趣的是，當年的警察遇上游擊show，並不一定正面交鋒。當時獨立音樂圈的搞手不少也活躍於社運圈，面對執法者的手段，游刃有餘，甚至訴諸程序與法律，為派對爭取時間。Kalok記得，若警察要求搞手交出身份證，他們就回：「個個都係負責人喎！」有一次，他們走入一所廢棄廠房，搞一場結合獨立電影放映、樂隊表演及電音派對的活動。當時有參與的Nerve記得，「第一晚，下面就已經停了八架警車，但是，總之擾攘擾攘都玩到天亮，幾神奇喎」。因為，原來該地方屬私人業權範圍，「大家叫做闖入了私人地方，但警察（如果入來）都闖入了，除非call到業權人士有投訴，他們都不能進來。」Nerve說。Kalok想起也覺好笑，還記得當時有警察甚至沒好氣地說「不如你們返去觀塘海濱搞」。
為越過權力機關的管理與監察，獨立及草根的組織走入城市邊陲或廢墟舉辦派對，乃屬全球現象，如英國的組織Spiral Tribe帶同音響設備，流浪英國歐洲不同角落舉辦免費派對；或一九九五年DJ@llen駕着小貨車載着喇叭到二重疏洪道，開展台灣第一場戶外銳舞派對。在所謂「地少人多」、空間受高度管理的香港，於廢棄空間、辦派對，多了一重解放公共空間的意義。「點解要政府告訴你（公共空間）要怎去做呢？其實人，一般平民，我們可以透過同其他人溝通，而去思考空間如何使用。只要你不是影響別人，或你侵害到其他人的自由。」Doris說。她又指，曾在郊外舉辦電音派對，「我們都一定會強調，全部人煙頭都一定要執好、垃圾都要執好。我會覺得如果你沒有這個想法，是不應該在野外搞，不應該影響環境」。
社羣緊密 自發團結互助
這班由觀塘地下音樂圈發展出來的派對搞手，亦重視社羣連結、D.I.Y及獨立精神。Kalok說有一個不能不提及的重點，就是「free party」，不收取門票，或請觀眾按自由定價的原則捐款。「就是想降低門檻，讓多點人可以平等參與，或者鼓勵你可以以金錢以外的方式作交換，令事件豐富啲」。即使那晚完全沒有門票收入，「大家都開開心……起碼我那個weekend就聽咗啲好歌，有用過喇叭」。他說。同樣地，若友好組織搞戶外派對，大家都幫忙借出喇叭及運輸。後期才於游擊show演出的他，即使早年尚未參與演出，但自覺作為觀眾，本着D.I.Y、「共同參與」的精神，也會在活動前提早一點到，幫手搬運、set場，希望比平時睇show的純粹消費行為付出更多。Doris也記得，大家參與其中，自然就會自發幫忙。她當時即使不是搞手，也會自發清理垃圾與推音響，「就好似聽band咁樣，會有人mosh（觀眾以身體撞擊彼此的現場音樂文化）有人dive（在舞台上跳入羣眾所伸出的承托之手中），每個人都要行埋去托住佢咁。我那時對於party想像就係每人做啲，一齊參與喺裏面，一齊發生的party。」
她認為這種社羣連結尤其重要：「現在我們的城市咁分開，就是因為權力想大家分開，變得個人主義個人中心，不要連結起來。」
走向地下秘密
二◯一三年，曾多次舉辦游擊show的觀塘橋底海濱，遭圍封改建成海濱公園一部分；二◯一七年，已三次關門又重開的Hidden Agenda，不敵政府部門多次登門查牌、甚至以「黑工」之名拘捕外國演出者，最終結業。觀塘的商廈如孢菌漫地，變成東九龍的CBD。地下音樂社區也開始分崩離析——有的遷至更偏遠的工業區，又分裂成其他小型的組織，繼續舉辦派對或現場演出。部分場地亦延續自觀塘時期的共居模式，派對變得更地下化及秘密化。
大概二◯一五年開始，Doris曾租住這樣的場地一段時期。每個周末，場地也舉一連幾場派對。「那種派對的性質比較屬於音樂層面的探索，比較『圍內』嘅，大概五十人左右。」派對圈子更小，往往僅靠朋友間的口耳相傳作出邀請；參與派對的觀眾，一般也具警戒與自覺，不打卡不拍照，目的是更小心維護這個在城市幾乎僅存的音樂空間。然而，重重打壓下，工廈的電子音樂空間愈來愈難營運。Doris見證幾個工廈派對空間近年「黃咗」（被執法者發現），先後結業。
Doris近年也開始成為派對搞手，曾分別在地下工廈場地及中型演出場地舉辦派對。她看見許多人在音樂之中，容許釋放內在的另一個自己，「聽音樂好進入好陶醉、跳舞跳到好癲」。「我覺得城市人係好需要這些出口囉，因為你平時生活已經好壓抑啦，又要返工各樣，跟住你夜晚，話你聽歌都唔得啊？即係你享受個sound system都唔得啊？」
「咁我覺得，這件事（發洩出口），對人類文明進步有用啦。」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