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已成歷史?】傳播學學者研七一多年 回顧遊行:民間主導、媒體角色尤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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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遊行已成歷史?】傳播學學者研七一多年 回顧遊行:民間主導、媒體角色尤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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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紀念,亦是七一遊行的日子。二○○三年起,民陣在每年的七月一日都會主辦遊行;但二○二○年,民陣申請七一遊行,首次收到警方以疫情及限聚令為由發出的反對通知書。其後民陣從此沒有再申辦遊行。並於二○二一年正式解散。今年七一,是香港回歸廿五週年,亦是自二○○三年以來,首個沒有民陣的七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自二○○三年從美國回港,便開始協助進行七一遊行的研究,探究驅使市民每年七一上街遊行的因素,以及香港社運的特點和影響等等。在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〇年間,李立峯教授、陳韜文教授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曾進行十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研究結果結集成《Media, Social Mobilis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一書、又於不同國際學術期刊如《傳播與社會學刊》等刊登

李立峯指,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發現,是遊行參與者大多自發參與遊行,不隸屬任何組織。「唔少人係自發以『香港市民』嘅身份走出嚟。」從他多年來的研究中,我們試回顧二○○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對香港的啟示及意義,窺看公民社會的未來

規模超乎預料的二○○三年七一遊行

二○○三年被視為七一遊行的起點,同年李立峯在美國完成新聞學博士學位回港,在陳韜文教授邀請下,協助於遊行現場進行問卷調查。自此,他多年來都有研究七一遊行,從中觀察遊行模式的轉變和媒體在遊行扮演的角色等。回望○三年,他坦言當時未預想七一遊行會如何發展,但陳韜文教授卻早有預感,認為七一遊行的規模「絕對不會細」。

二○○二年底,董建華政府建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加上翌年發生沙士、經濟不景氣,香港失業率從回歸後的百分之二點二,大幅升至二○○二年底的百分之七點八,二○○三年七一遊行前夕的失業率更達至百分之八點六,樓市指數亦創新低,只有五十八點八;社會因此充斥不滿情緒。從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的研究發現,驅使市民〇三年七一上街的主要因素包括,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對民主的支持(support for quicker democratization)、公民認同,和認為集體的政治行為能給予參與者一種強而有力的感覺(internal and collective efficacy)。最終,五十萬人上街,政府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其後,更出現七一效應,二〇〇三年區議會選舉是七一遊行後的首個大型選舉,民主黨派出一百二十人參選,九十五人成功當選。因此,二○○三年七一遊行大大提高民眾對政治及選舉的參與度,被視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範例。

二○○三年七一,遊行人士高舉旗幟,陳方安生曾表示因不滿董建華急於實施高官問責制而選擇提早退休,因此,她仍深受市民愛戴。(明報資料室)
二○○三年七一,遊行人士高舉旗幟,表達對時任特首董建華的不滿。(明報資料室)

民間主導,以「香港市民」身份參加

自此,七一遊行成為一個公民社會的發聲平台。李立峯發現香港社運的民間自發性比其他西方國家還要強。即使遊行由民陣舉辦,但民陣的角色在於建構平台,匯聚社會上不同的議題;就如二○○三年的情況,「唔少人係自發以『香港市民』嘅身份走出嚟,佢地唔會覺得自己隸屬民陣先參與遊行,所以民陣都估唔到咁多人參加,佢地之後仲逐個組織問返有幾多人參加,但都計唔到咁大嘅數。」

二〇〇三年七一遊行的現場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參與者認為來自朋友、同事、同學及大眾媒體的號召對其決定參與七一遊行有重要影響。研究發現,非單獨參與遊行的參與者主要與朋友同來,只有百分之四點七的人與其所屬社會組織或政黨團題同來,由此反映,七一遊行的民間自發性強。

民陣雖然是遊行的主辦單位,但遊行隊伍總會夾雜著不同的口號。各團體會在民陣的遊行主題下,高呼自己的口號和展示橫額。「二○○七年的情況更加明顯見到多元化的組織參與和訴求。」時任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更是首次參與七一遊行,同時亦有性小眾及少數族裔參與遊行。雖則七一遊行議題眾多,但李立峯認為,不論參與者的背景和訴求,他們均擁有著同一身份——「香港市民」,一同透過七一遊行的平台,向政府表達訴求。

二○○七年七一遊行,明顯可見眾多團體的參與和多元化的訴求。(明報資料室)
二○○七年七一遊行,明顯可見眾多團體的參與和多元化的訴求。(明報資料室)

然而,在二○○五年至二○一○年間,七一遊行參與人數驟跌,從二○○四年的五十三萬人,下跌至二○一○年的五萬二千人,○五至一○年間參與人數均不超過十萬。李立峯表示,「當時有啲人會覺得遊行變到好似唱K咁,唱下歌行完就算,所以就唔想再參加。」但對於繼續參與七一遊行的群眾,李立峯指由於七一遊行舉辦數年,他們已視遊行為「無分你我,一同表達訴求」的社會傳統。「後來經濟開始好轉,人們對政府的不滿亦相較二〇〇三年少,變相參與者更多是為支持民主而走出來。」

媒體扮演關鍵角色

除參與者外,李立峯亦強調媒體在七一遊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體的作用有二,一在報道事實,令市民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存在;另一角色則為訊息發佈者,因組織在籌辦行動時,會藉助媒體力量,將其行動告知天下。個別媒體更可能扮演「倡議式報道者」的角色(advocacy journalism)。二○○三年七一,《蘋果日報》首次在頭版印刷「走上街頭,不見不散」標語,並附送海報予參與者在遊行過程高舉,可見《蘋果》同時扮演著「倡議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從不同的研究都能見,其實媒體對社運的影響可以很大,甚至可以形成一些遊行文化。」現場調查結果發現,百分之四十九點五的參與者為《蘋果日報》讀者,與預測結果一致。另外,百分之六十二點五的人表示從報章的渠道接受有關七一遊行的訊息。因此,結果反映大眾媒體扮演著向大眾提供訊息的重要角色。在社運的形成過程,媒體主要發揮溝通作用。

二○○三年七一遊行,遊行人士高舉印有「不要董建華」的報紙。(資料圖片)

二○○三年七一遊行,遊行人士高舉印有「不要董建華」的報紙。(資料圖片)

曾經有商有量的警民關係

除了遊行意義的演變,回顧往年七一遊行,不難發現警民關係的變化。二○○三年七一的警民關係尚算和諧,遊行會有民間自發的糾察隊,糾察隊成立原因之一,是警方希望民陣一方能派出代表,幫忙管理秩序,在遊行前警察亦會提醒參與者多喝水;在今天的時空回想,更覺難以想像。李立峯則指:「其實二○○三年七一當日,雙方亦曾就是否加開遊行路線發生衝突。」而此衝突時常在遊行發生,只因雙方的關注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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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指,從學術角度,警方在遊行的角色是維持社會秩序,防範混亂發生。而早期的社運,警方和遊行主辦單位的關係屬「有商有量」,雙方會一同商議遊行的細節,如路線規劃。若參與者遵守約定,警方亦會尊重其遊行集會的自由,繼而衍生和諧的警民關係。李立峯提到二○○五年的反世貿遊行,當時韓農來港,見職工盟與警方商討遊行細節,感到驚訝。因韓農認為警方與遊行參與者的關係理應對立,「韓農會諗點解你(職工盟)會同警察有偈傾,佢地唔明嗰種警民關係。」這或是香港遊行早期警民關係的特別之處。

但後期,激進民主派冒起,他們認為和平的抗爭手段已無法達至其訴求,「那股社會力量會尋找其他位置,以更有力量的方式取代。」李立峯補充「更有力量的方式」不一定涉及暴力,亦可能是透過「干擾」(disruption)來向政府施壓。因此,二○一○年部份激進民主派人士會在遊行結束後,「唔想行完就算」,於是留守現場,希望得到與政府正面對話的機會。加上,後期的遊行演變到「沒有大台」,現場沒有代表能控制場面,於是雙方更易發生衝突。

七一遊行已終結?

二○二○年,警方以疫情及限聚令為由,首次對民陣的七一遊行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翌年,警方以同理由反對由天水連線、社民連及守護大嶼聯盟提出的七一遊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源於一九六七年,港英政府通過《香港公安條例》,條例賦予警方權力,以不反對通知書限制遊行集會等活動。一九九五年,港英政府曾廢除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但後來於一九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重新恢復。「普通法中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限制其實可以很嚴苛,只是昔日當局一直沒有引用法例,都批准遊行,所以人們才會覺得整件事很liberal。」往後,警方會基於甚麼原則來批准或反對遊行,仍屬未知之數。

一年一度、凝聚各方民間訴求的七一遊行絕跡,民間社會力量何去何從?李立峯指公民社會由幾部份組成,一是為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對抗政權的群體,但「公民社會從來都不是對抗性」,民間純粹做社會服務或非政治議題工作,甚至和政府合作的機構,都是公民社會的一部份。就目前來看,公民社會的對抗性部分可能會變得更弱小,部分人甚至採納「躺平主義」,「既然自己都改變唔到,咁就索性唔理,hea囉,而忍唔到、又有條件嘅人自然就會揀走。」但公民社會的其他部分,不代表會就此消失。

在多變的社會下,李立峯坦言難以估計日後七一遊行的發展,但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相信舉辦遊行會有難度。「雖然市民參與遊行嘅自發性好強,但總要有個人帶頭,比佢地一個參與遊行嘅空間,加埋警方唔反對,或者就會有遊行。」然而,民陣解散後,在港區國安法下,有何組織接棒仍然未知,「我不敢說將來一定再無遊行集會,但一定會比以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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