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視今vs.今之視昔】一百年前的經典《美麗新世界》 改編成今天香港的舞台劇 沒有悲傷,就是烏托邦?快樂的代價就是遺忘?《末代野人》導演吳鎧彌 × 詩人王兆基訪談
紅藥丸還是藍藥丸?你寧可麻木地快樂着,還是清醒地痛苦着?試想像一個世界,沒有思想、沒有親情、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家庭、沒有老醜、沒有疾病、也沒有悲傷。人只有工作、性愛與娛樂,心情不佳便吃一顆快樂毒品「索麻」(Soma)睡上一覺,便可忘卻過去與未來。
這個「美麗新世界」,是你心中的烏托邦嗎?
《美麗新世界》誕生已近一百年,由英國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1年創作,故事設定在公元2540年(書中的福特632年)的倫敦,打造了一個消除一切負面情緒的「美麗」新社會。

將近一百年過去,這部經典在香港劇場鮮少被改編。今年七月,本地劇團「點解舞台」將推出改編作品《末代野人》(The Last Madman),以編作劇場的方式,結合形體動作與詩意文本重新詮釋經典巨著。六月中,他們先在獨立書店舉辦了兩場讀劇會,在沒有燈光、沒有舞台效果的情況下,僅以最純粹的聲音與文本,讓觀眾感受這個故事的重量。

今天把經典搬上劇場的意義 導演吳鎧彌 × 詩人王兆基訪談
吳: 吳鎧彌 王: 王兆基
問: 《美麗新世界》出版一百年,為甚麼會在今天選擇上演這套經典?在影音泛濫的年代,把故事搬上劇場又有甚麼意義?
吳:其實我是先看了《娛樂至死》,才回頭讀《美麗新世界》。我發現未來最恐怖的地方,不是不讓你做甚麼,反而是讓你做很多很多事,刺激你的感官,給你無盡的滿足感。一個如此極端、美好,令人期盼的烏托邦世界,它令我不禁想:悲傷的重要性在哪?
選擇劇場的原因,一是為了展現原著沒有的場景,例如在「野蠻區」中,能展現人獨特氣質的祭祀場景,我想在劇場裏做出來。畢竟希臘祭祀本身是戲劇的雛形。而在世界國,書中這樣形容:「文明就是無菌」,詳細描寫了這個地方被徹底消毒乾淨的氣味,「呢陣味」是其他媒介如電影或播客難以呈現,反而只有劇場能做到。
而野蠻人身體的原始靈性和直覺,與世界國的人消費自己的身體得到刺激,兩者的巨大的差別,我也希望能在劇場,以演員的身體演繹出來。 這也是劇場的另一特色,讓你大方看到每一個演員的身體,而不是特寫眼睛或微表情。
有些演員腦袋轉得很快,但身體未必能做出主角約翰的掙扎,所以我經常提醒他們要撇開冷冰冰的邏輯:「不要只用左腦。」呈現約翰的痛苦時,便想像自己身體是被抓皺的保鮮紙。觀眾看見你被「抓成一團」,才能感受到那份壓迫,而不是要不斷聽演員重複「我很痛苦」。
(編者加按:《美麗新世界》中提到兩個國度:一個是「世界國」,那是一個科技極度發達的極權社會,人類從胚胎階段便被基因操控與思想制約,疾病與衰老被徹底消滅,所有人都「享受着」藥物與娛樂帶來的「快樂」;另一個是與之相對的「野蠻區」,那是被隔離在外的印第安部落,保留着胎生、家庭、宗教等原始生活方式。主角約翰是在野蠻區長大的「野蠻人」,他從小閱讀莎士比亞,對文學與人性充滿理解,保留了思考痛苦與死亡的能力。當他被帶回世界國後,無法接受這個否定人類情感的社會,最終選擇自殺。)

問: 《美麗新世界》是作者站在30年代想像的未來極端世界。創作時,你們會站在今天想像我們面對的未來嗎?例如AI威脅、短影音泛濫?
吳:《美麗新世界》是30年代寫的,它所描繪的未來,我們現在看來,類似60年代。我們也有掙扎過,究竟要劇場作品的世界觀直接改編成現在的香港,加入AI時代、COVID、Instagram等元素,還是完全跟隨原著?我們討論後認為,前者反而難以影響觀眾,因為觀眾每天起床已經身處這個世界。
如果透過作品,站在今天想像未來世界,又要讓觀眾同等驚豔,就要推到更極致。但是,假如「觸感電影」不再能你達到性高潮,難度要做到人獸交才能令觀眾驚奇?我們決定逆向思維,把作者寫的那個60年代至80年代的世界完整地搬上舞台,讓觀眾明白到:原來這就是一百年前想像的未來倫敦,是個以前想像的烏托邦,然後再反思現在。我認為,這比直接把我們日常每天都要面對的荒謬堆放到你眼前更有力量。

問: 創作時,會否把自己對未來的恐懼和不安,投射在作者對未來的不安上?
吳: 作者設計了約翰這個由原始部落走進新世界的角色。我會盡量把自己和約翰拉近,無論是30年代的約翰,還是80年代或現在AI年代的約翰,人性都是共通的,無論面對的是「新世界」的觸感電影,還是要面對現在AI,主角的反應都離不開人性。學演戲時常說,我們未必經歷過殺人,但殺人犯的感覺之所以能靠想像力演出來,是因為人性是共通的。
我會不停把自己代入約翰的孤獨裏,不只是要逼自己孤獨,而是問自己:為甚麼對他來說,痛苦和思考對活著如此必要?現在AI帶來的美好,對人活著究竟有甚麼價值?這樣的提問,把我跟約翰拉近。我覺得約翰最可悲的是,他去到的那個新世界,再沒有人認識莎士比亞,甚至禁止莎士比亞。
我代入他去想,如果30年後,《美麗新世界》再沒有人看了,一本我如此喜歡的書,曾被我改編成舞台劇的書,沒有人再讀,這種文字的喪失,自自然然,一定會讓我感到非常可惜。

問: 詩人王兆基如何參與創作?詩人和劇場如何互動?
王: 我有兩種參與方式。第一,是把原著句子改寫成更適合劇場演出的語言,因為文學語言和劇場語言始終不同;我會試着去探索這個故事裏面另一種質感,例如如何用馬爾佩斯人的思維去思考,而不是用我一個二十多歲香港人的思維去思考。第二,是創作一些原創詩句;我自己本就喜歡古文明、神話和祭祀的東西,所以嘗試用這些角度去寫一些抽象的文字,透過劇中巫師的角色,把信息傳遞給觀眾。
(編者加按: 馬爾佩斯人是《美麗新世界》中居住在蠻族保留區的印第安部落,他們保留着傳統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與世界國高度科技化、標準化的人類形成強烈對比。)
問: 為何會邀請詩人王兆基參與創作?
吳: 我想和傳統戲劇的做法不同,不要先寫完對白再選角、排戲,而是安排這個編作劇場的演員參與編作,當中也包括一位詩人參與創作。
創作詩句前,我們先有故事結構,捉住故事的衝突點,即主角約翰不適應新世界。就這個重點,再抽取「性愛泛濫」與「娛樂至死」的這兩個概念,製造不同場景。
其中一個較特別的場景,是我們設計了一個電視節目,讓約翰親眼目睹有人死亡。對他來說,死亡是一件大事,生老病死是值得思考的事。為甚麼新世界對這些事不屑一顧?為甚麼他們認為悲傷不重要?我們藉此放大了約翰的固執,以及他對不開心的執着。
希望觀眾可以思考,究竟我寧願要完全的快樂,還是完全的悲傷?完全快樂的代價,就是要忘記過去所有事情,因為過去會令人痛苦,例如戰爭。構思了這個框架後,他開始寫詩,我開始做角色研究,兩邊並行,再創作形體,最後將所有元素寫成劇本。
「娛樂至死」出自美國文化評論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85年的著作《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他在書中指出,當媒體資訊如新聞、政治、宗教、教育,以簡化、娛樂化的形式出現,所有事物都被包裝成輕盈、易於消費的模樣,社會便會逐漸失去嚴肅思考的能力。近年這個詞被廣泛引用。
問:「娛樂至死」一詞被廣泛引用,你們覺得作者最大的隱憂是甚麼?
王: 作者用了三本書去說明媒體及科技如何影響我們。起初,人們採用技術,是為了便捷地知道必需的信息;後來我們不再單方面接收信息,開始透過技術表達自己。譬如說,以前我們透過報紙知道資訊,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像一份報紙,在社交媒體上讓別人看到我們每天發生了甚麼事,自己的生活,成了自己的政治版、娛樂、飲食版和文化版。
這正是作者在第三本書說明的,媒體或技術反過來壟斷了我們的生活,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我為了打卡放在社交媒體,會選擇這間餐廳,不再是因為這餐廳好吃,或者離家較近。我自己也常受演算法影響,如果我那段時間看很多家品的貼文,IG就會彈出更多家品給我,倒過來影響和改變我這天的行程,令我突然想去買家具。
吳: 我也同意「娛樂至死」這個詞被濫用了。作者在書中提到,當電視在80年代出現後,世界就剩下兩個結局。第一個結局,決策者從教育著手,不再讓小孩透過電視學習。第二個結局,顯得十分悲觀,所有的文化、文明和歷史都被摧毀,人類將會忘記一些需要記得的歷史教訓。
當人忘記了過去,最大的影響是我們怎樣繼續教育下一代。假如我們再不使用過去,去教育下一代的時候,我們便會「死亡」,不是肉體上的死亡,也不是淺白地說心靈死去,而是大家只是不停地笑、不停地開心。當悲傷,一種作為人本性中這麼重要的情感,消失時,便是一種「死亡」。我會這樣理解「娛樂至死」。

問:對觀眾有何期望?
王: 我做創作的時候,通常不會去想觀眾應該得到甚麼,反而會問自己,這個創作,詩又好,劇場也好,是否適合這個形式。在這個固有的形式裏,我可否帶來創新和趣味?所以我更著重的是,作為作者,我如何對得住這個作品,如何在原作者的意念上加入自己的意念,而不會變得古怪。
吳: 你沒有期望也是好的,其實我是有期望的,我們可以拉個平衡。我自己的目標,是希望觀眾明白故事,所以會努力拿捏留白與淺白的平衡。如果太抽象、太詩意,觀眾的感受就會不痛不癢,像只喝了一口茶就完了。我會想主角自殺那一幕放大,不是用恐怖的方式,而是請兆基寫一首詩,再交給演員演繹,製造一個不舒服、怪異的結尾,讓觀眾帶走。
我很喜歡劇場人鄧樹榮,他在書裏說過,要給觀眾三個畫面。第一個畫面是,兩個演員在台上,觀眾開始想像,她們是甚麼關係;你甚麼都不說,他們就會自己聯想:兩人是母女,姊妹,還是敵人?這是第一個畫面,不用解釋,不用講答案。第二個畫面是,其中一個女人拿起棍子,走近另一人,觀眾開始想:她是不是想打人?為甚麼?是不是要復仇?這是第二個畫面,同樣,也不用說答案,劇場語言已給了觀眾的想像空間。
第三個畫面,就是這套劇希望做到的,能讓觀眾把某些畫面帶進他們的生活。觀眾在現場看了約兩個小時,跟着約翰從野蠻區進入新世界,經歷一幕又一幕不同場景的刺激,到最後他自殺,舞台全黑,在中間無數的畫面中,每個來自不同背景,帶着不同目的和期望進場的觀眾,離開劇場後,帶走的畫面,截然不同。我不敢期望他們能即時有反思或改變,但至少能讓畫面留在他們記憶,成為一段歷史。這也是我對這套劇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