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密特與錢德勒（當然在此還可加上其他人的名字）都是優秀作家，也都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受評論家認真看待，但他們終究不是托爾斯泰或艾略特，而且也不應一視同仁。」某些推理小說迷看到這番言論可能大動肝火，但此番話畢竟出自推理小說評論界第一把交椅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卻讓人不得不思考推理小說是否文學這回事。與此同時，可能又有一班推理小說迷甚至是作家，他們根本不關心文學與否，對他們來說，推理小說可能不過是一種娛樂。
本格派與社會派
香港的推理小說潮流，多承沿日本的推理小說發展。而其實推理小說這名詞本身就來自日本，起初日本是用「偵探小說」來稱呼廣義的推理小說，又到了1940年代，由木木高太郎提出了推理小說這分類，專指具備推理元素的小說。後來，甲賀三郎又將強調純粹邏輯推演的推理小說定為「本格派」，即正宗的意思；而專注異常心理與犯罪現象的則稱之為「變格派」。後來，又演變出以反映社會現象的推理小說，以松本清張等人為代表，一般稱為「社會派」。
在香港，推理小說可算是較小眾的類型文學，但其實仍有香港作家正在開拓這巿場，作品甚至售出電影版權。在詭計與設定，本格與社會派之間，來讓我們走進香港推理小說的大門。
要數香港推理小說的主要人物，必然會提到陳浩基。2011年時以《遺忘．刑警》榮獲第二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首獎；作品《13．67》售出十二個國家的版權，電影版權被王家衛買下，同時獲得2017年度日本「週刊文春推理Best 10（海外部門）」及「本格推理Best 10（海外部門）」兩大推理排行榜冠軍。出道快十年，問到陳浩基是否覺得現在是寫作生涯一個較順暢的時期，他卻笑問是指經濟上還是創作上，「老實說，早幾年反而是創作更為順暢的時期，那時沒有太多的旁騖，可以讓我專注寫作，但例如到了寫《網內人》到一半時，英國版《13．67》的編輯希望我作校對，那就花了我好些時間，完成後我又要再翻看《網內人》寫好的部分，才能重拾寫作的節奏。」
像在2018年香港書展期間，他的《13．67》推出了香港修訂版，一連串的訪問與活動，又打斷了他的寫作節奏，「我是那種一寫順了就停不下來的作家，我不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就只寫一段時間，其餘時間可做別的事情。」於是寫長篇對他來說其實是困難的事情。「在寫《13．67》時，我原來打算寫完這長篇，就要寫短篇賺賺錢，但怎知道這部作品如此受歡迎。」
貼近日本文化
《13．67》的第一章，原來只是陳浩基參加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一個內部比賽的作品，然而因為超出了字數限制，才留為己用發展成長篇作品。陳浩基是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的海外會員，這點又看到了香港推理小說與台灣的關係，因為香港沒有推理小說專屬的獎項，香港推理小說作家往往會參加台灣的比賽，例如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或是由日本大師島田莊司發起的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陳浩基兩個獎項都曾獲獎，而當年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得獎的回報之一，就是作品可被翻譯成日語，那也是陳浩基進軍日本的契機之一。
「香港的推理小說文化，其實受日本影響很深。除了看改編成日劇的作品外，台灣在無視版權的年代大量翻譯日本作品也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香港與日本的文化比較相近。例如香港作家寫美國盛行的冷硬派作品，你也許會覺得格格不入。」
陳浩基自己的作品，比較偏向本格派，但也有社會派的特色。「對我來說，我寫作的重心是事件本身。事件的佈局如何，詭計如何安排等等。我覺得推理小說必定是以事件為核心的。當然，有時我也會花多了時間在人物描寫上，例如《網內人》，但那也是因為事件本身需要更多的人物描寫。」而就算如《13．67》，多宗案件發生在香港歷史中關鍵的年份，但那些歷史也只是被側寫進事件之中，「關於文學性，我其實沒有想太多的。我的寫作動機，從來就是娛樂。推理小說就是要有娛樂性，要讓人感到意外。而事實上，作品是否有文學性，那其實不到我去說的。」
他以《唐吉訶德》、《西遊記》等曾經的通俗作品為例，「往往要等時代過了，你才會知道作品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唐吉訶德》推出時，其實是與當時盛極一時的騎士文學對着幹，因為當時已經不是騎士年代了，但人們仍讀着過時的騎士文學，《唐吉訶德》就像是惡搞作品般出現，但推出後卻幾乎滅了騎士文學了。它是流行作品，人們閱讀是為了娛樂的，但多年後它就成了經典。」
流行文學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但如果推理小說放棄了娛樂，那可能就什麼都不是了，「娛樂不一定是看完哈哈笑的，那也可以如湊佳苖的《告白》般，讓人讀後不舒暢的。那些也可以是娛樂。」
在娛樂的前提下，陳浩基的出現，好像象徵香港推理小說有了新希望，「我在日本上榜時，日本那邊也有聲音說華文甚至香港推理小說是否興起呢？我當然也希望如此，但其實推理小說在香港未有生根，那大概因為推理小說盛行的國家，其中一個要求就要是個知識型的社會。」
縱然如此，陳浩基仍希望繼續當一名推理小說家，「與王家衛開會初期，他有問過我是否想當編劇，而我不太想做。香港好的編劇也多的是，你要數推理小說家卻沒多少個。我希望寫好自己的推理故事。」陳浩基說。
香港的本格與社會派
香港的推理小說當然不只陳浩基，在近年香港其實出現不少推理小說作家，不只屢屢獲獎，而且甚至有作品將會改編成電影。如文善的作品《逆向誘拐》，作者將她的會計專業知識放到推理解謎中，便是一例。文善1995年便移居加拿大，開筆比陳浩基更早，《逆向誘拐》則比陳浩基晚一屆獲得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及後更推出了日文版。
在華語推理界，島田莊司大有名氣，除了因為他本身的小說創作，以他命名的推理小說創作獎亦是原因。一般文類，鮮少有作家會以自己名義在海外設立獎項，島田莊司此舉，其實有不同的因素。其一是推理小說是一種傾向有規範的文類，由早期Ronald Knox提出的「偵探小說十誡」，到島田莊司提出的「廿一世紀本格宣言」等，處處可見此文類規範化的特質。而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的參賽作品，更需要符合島田莊司對本格的定義，可知一二。
伸引開來，又可見島田莊司的意圖──通過在華語地區的獎項，培養出一班海外的認同他理念的生力軍，為日本日漸疲弱的本格派──當然是以島田莊司的定義──加添新血。
從這裏可以看到香港推理小說家其實甚受日本本格派影響，島田莊司為日本本格派的大師，來到台灣這華文地區，其實是想培養出一班對推理小說與他有共同理念的作家。「當年《逆向誘拐》日本版是由文藝春秋出版，剛好其時陳浩基的作品也推出了，他的作品當然是焦點，但我的放在旁邊，感覺上好像有華文推理小說在日本興起的感覺呢。」文善笑說。就如許多香港人般，她接觸推理是因為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後來才知道，有許多其中的詭計，其實都來自經典的推理小說。」
更寬廣的推理
文善因為曾獲得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現在是協會少數的海外會員之一，而今屆她也有參與獎項的初審工作。而今年如果幸運的話，香港會再多一位會員，因為香港新進推理小說家冒業，以《古典力學的象徵謀殺》入圍了決選。「台灣推理作家協會這獎項，比賽其實也愈來愈多元化，其實將推理的定義看得比較寬。」文善說。
其實由20、30年代起日本出現推理小說，到60年代本格式微，及後80年代新本格歸來，這些都是愛好日本推理小說的讀者應該熟悉的歷史，「因為幾乎在每一本翻譯的導讀上，也會再說一次這歷史！」冒業笑說。但這也反映了推理小說除了有許多規矩外，一直以來也不斷更新定義。讀者永遠追求合理的意外感，這歷史埋積下來的變化過程，其實是給予作家極大的挑戰。
例如冒業的作品，其實是挑戰了讀者的想像，因為「受害人」是一顆蘋果。「在房間之內，有蘋果摔破了，但證據顯示那蘋果是從看似不可能的高度摔破的。」冒業如此形容自己的參賽作品，「那其實都是新本格的作品，雖然沒有殺人，但其實是運用了物理知識去設定出謎團。」
小說存在價值
冒業指出，島田莊司在《21世紀本格宣言》中，認為新本格的未來發展應該糅合電腦、網絡、醫學、大腦研究等新科技元素，「新本格另一特色，是閱讀時的爽快體驗。以小說為載體，新本格其實保留了許多叙述上的特色，例如是叙述式詭計，即以文字叙述去誤導讀者。」
自言不太關心推理小說的文學性，冒業關注的反而是小說的特色，「影視化其實會限制推理的空間，如東野圭吾的作品，許多本身就是為了影視化而寫的，那小說本身可能就受影響。小說的好處是心理的描寫空間較多，其本身有其存在的價值。」
立場外的真相
而香港也不只得本格派的推理小說，如今年剛推出極短篇小說集《人間百詭》的子謙，則希望走上社會派系的路線。「在社會派系中，詭計或案件，其實只是一個窗口去了解社會。推理小說，可以讓讀者了解到一個地方真正的一面。」
自言《人間百詭》只是練習式挪用了許多經典的詭計，但因為篇幅較短，讓讀者未及思考就得到驚奇的效果。子謙覺得自己的更長篇的推理作品，應該是介入更多社會的觀察。「我覺得，那是一種尋找真相的精神。為什麼香港歷來沒有太多推理小說？那可能因為大家對真相並不熱中。在日本，找真相就是正義。不論你的身份背景如何，如果證據指出你是兇手，那就是真相。」
這種不問立場、只看證據的做法，看似合理，但在香港往往不是這回事。子謙認為這局部解釋香港為什麼不盛行推理小說，因為香港人往往沒有那種求知求真的精神。他以林子健事件為例，「當傳真社報道證據時，卻有許多人會因為立場，而覺得他們不該報道，因為那對建制有利。這就不是對真相的追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