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專訪】跳出法庭戲框架探討正義:希望保持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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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專訪】跳出法庭戲框架探討正義:希望保持憤怒

12.11.2022
周耀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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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正義迴廊》以大角咀逆子弒親案為藍本,由新進導演何爵天執導,首部電影便交出一部三級片,張顯宗(楊偉倫飾)與友人唐文奇(麥沛東飾)在家中殺害並肢解張的父母,在法庭審訊中,二人否認謀殺罪名。法庭戲精彩破格,真實與想像交錯,混雜暴力血腥色情,甚至希特拉等不同象徵,批判姿態強而銳利。

訪問時值電影上畫不久,何爵天笑言製作時一心想玩想跳出框框,如今開始有票房壓力。誰料上映兩周已累積票房過千萬,口碑載道,無論編導演都引起廣泛討論。何爵天心裏早預料一定要承受極端的觀影反應:「但我寧願承受這個風險,不如行前多一步。我想嘗試在香港電影做這一種拍法。」

副導演出身 偏好犯罪題材電影

何爵天是個不折不扣的影迷。他童年就跟着母親入戲院,中學每星期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睇戲,後來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導演,一畢業就做副導演,跟過導演林超賢、梁普智拍戲,累積經驗。直至一五年,他執導《獅子山下—高價收購》時結識了監製翁子光,成為開拍今次個人首部長片《正義迴廊》的契機。

當時他跟翁子光做副導演和學寫劇本,對方因《踏血尋梅》而認識不少奇案迷,便向他拋出這宗二〇一三年全城轟動的肢解案,「我即刻『𦧲飯應』啦。阿翁(翁子光)很熟悉我,知道我適合拍什麼題材。又不可以說是憤世嫉俗,我是比較……有啲火,多啲憤怒。」

他本來偏好兇殺案、犯罪題材電影,之所以對這宗奇案深感興趣,其一是法庭審訊,以及兩個罪案主角於他都很吸引,尤其是弒親者的原型周凱亮,「搜集資料時,不可以說他似我但總是有些特質相似⋯⋯」當然,不是指行凶殺意,「他有點anger,可能是對上一代的憤怒。他是否一個超級壞人呢?一定不是。其實他很關心社會發生的事,只不過他走錯了一條路。所以我很想了解他。」

《正義迴廊》劇照
《正義迴廊》劇照

《正義迴廊》改編奇案的取捨 新導演何爵天的野心

籌備階段,《正義迴廊》團隊花費大量心力時間搜集真人真事的資料,橫跨年份由二〇〇九年張顯宗參加色情片試鏡開始,到一三年案發,至一五年審判,如何取捨及處理虛實,的確是考驗。

「張顯宗相對容易一點,原有資料較多,但難在現實的他在法庭上沒有出過場,我們便要想想他背後做了什麼。唐文奇則是一個謎團,連真實的樣貌都是見不到,戴上口罩和厚眼鏡。我和阿東每一場都討論如何演,到底有沒有殺人,又不會導致觀眾有答案。因為最後我們選擇提出疑點和問題,而不是答案來寫這個故事。」

在取捨之下,《正義迴廊》的法庭戲份可謂最重要。現實中有兩次審判,何爵天和三位編劇譚廣源、葉偉平及梁永豪絞盡腦汁把兩次審判內容、語言程序,以及如何篩選證人,拿捏得準確。而且資源很有限,特別是法庭的拍攝,穿插不同想像場景,如張顯宗跳上的士落口供,陪審團轉到案發現場討論案情,所有走位剪接等須一早在劇本寫好,而這些虛實交錯亦大大增加法庭戲的趣味。

「資料搜集時看過太多法庭資訊,自己也到法庭聽過一段時間,其實非常沉悶。即使拍成電影,要困住觀眾兩個鐘在同一個景都幾悶。以前《十二怒漢》九十分鐘都會有變化。我便不停諗變化,看很多外國戲,如何跳出這個框框,對這部戲有什麼好處。」於是他思索如何影像化悶板的程序,而觀眾又容易承受到,「陪審團不只在同一間房傾,讓他們回到案發單位,去餐廳,畫面上和演員的演出都豐富好多,不會單一,起碼可以和蜘蛛、老鼠做戲。我都追求合乎程序,但如果一直跟足,角色的對戲就少了。最後大排檔一場戲,犯人律師加九個陪審員一起對戲,就是很重要的變化和表演空間。」

有不少評論指出新導演的野心,何爵天認為,法庭戲很多時候主角落在犯人或律師身上,有類似的規律,他希望《正義迴廊》是每一條線,每一個角色都是環環緊扣,關連到整件事。「發現張顯宗鍾意希特拉,都想嘗試在香港電影拍德軍,看看如何表達,可能都有人覺得多。但希特拉是表現他心路歷程,不是特登標奇立異。」他提到自己崇拜日本新浪潮導演大島渚,「如果要講癲、野心,那些導演更勁啦,六十年代已經拍到咁!」

其中一幕,無論律師、犯人及陪審團都跳出法庭框架,一同在大排檔辯論。(《正義迴廊》劇照)
其中一幕,無論律師、犯人及陪審團都跳出法庭框架,一同在大排檔辯論。(《正義迴廊》劇照)

受翁子光啟發 讓演員有戲可演

他認為真實案件是個很紮實的底椿,在此之上,他更關心演員的層面,就算是小角色,希望每人都有表演空間。「可能是在翁子光身上學來的。為何《踏血尋梅》成功,因為每個人都有戲演,甚至乎四個演員都擸晒啲獎(該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今次《正義迴廊》演員陣容特別,其一是起用不少舞台劇演員。最初由翁子光推薦楊偉倫,繼而像一張舞台劇人物網絡般擴散,「像阿倫和阿東本身是好朋友。而阿倫的哥哥一定是朱栢謙,別無他選。阿東家姐也別無他選是蝦頭,而蘇玉華在舞台劇上也幫過阿東,所以很多東西是緊扣着,他們現實的關係可以跨到劇情。特別是我們很早期便拍結尾一幕,正正因為阿倫和阿謙感情濃厚才拍到。」他發現舞台演員的特質是很團結,往往主動留下來對戲,「即使鏡頭只拍蝦頭,甚至中間很多攝影器材都要留些罅隙望到阿東他們,而他們又會交戲,這很重要。」

《正義迴廊》找來近年鮮少參演電影的蘇玉華和林海峰演出是一大焦點,也不能忽視一羣老戲骨和新臉孔,例如周文健飾演搞笑的英文檢控官配搭中文流利的助手蔡紫晴(龍小菌);坐上陪審席的九人有資深演員的邱萬城、葉蘊儀、區焯文、黃華和、陳桂芬,黃宇詩,又有新生代的鍾雪瑩、張凱娸、林善。

這個陪審團組合,除了男女比例和結果外,都是想像,是他們最後才寫,也是最難寫的部分。「因為最影響我的一定是社會發生的東西,特別是這幾年,都很影響我創作這九個人。這件案中,他們是最貼近普通人,所以我可以挪用到一些東西擺入去。做研究時知道有人曾遇過陪審員不知狀況,即Kiki(張凱娸)的角色,其實都是港豬特質。邱萬成的角色就是處於收成期。而林善則是想藉着他去講一些資料,鍾雪瑩就代表另一種年輕一代,有少少anger,比較似自己的角色。」

何爵天指自己的創作來自憤怒,也是作品的靈魂所在。
何爵天指自己的創作來自憤怒,也是作品的靈魂所在。

憤怒迴響 何爵天:它可能怎樣轉化,但不可以磨滅。

如果說案件是劇情的基礎,那麼憤怒是這位新導演的創作底蘊。

何爵天直言,自己的創作是由憤怒推動。他由學生畢業作品《不義》、《FOUL》等開始便探討正義對錯的命題。「我思考過為何拍這些題材比較上心,自己本身都好關注社會,經常睇Facebook睇到好嬲。可能有人創作的motivation是愛情,有人是受童年影響,我發現自己是anger drive得好緊要。對一件事憤怒,很想去講出來,或者探討和思考。」

雖然同樣出於憤怒,相比過往短片,今次新作顯得稍為內斂一點。他承認在表達對錯的看法有不同,「始終人會長大,這個案件中我都有個答案,不過不想在電影顯露,要睇都會睇到提示。我受很多電影啟發,像《殺謎藏》(Zodiac),和《刺殺甘迺迪》都影響我很深。」

隨着電影上映兩周,引起坊間對於戲中正義、司法、人性等等不同爭論。對何爵天來說,拍電影不能處理他的憤怒,但可以將之變成作品讓觀眾看到,「可能本來是我一個人鑽,現在多了人一齊嬲。這是很重要,否則就變了麻木。我希望自己保持憤怒,真的,經過這幾年或多或少有妥協,但底蘊都要維持着。現實不讓你去做,但都要有憤怒,它可能怎樣轉化,但不可以磨滅。」

「如果沒有這個憤怒或批判的心態,創作就等於無話想講。我覺得是沒有靈魂。」他說。

他回想,一五年拍攝,再過了一、兩年的剪接期,世界已經變了太多。那時沒想過的,到了今時今日有了另一種新看法。

「套回電影去講,我想令觀眾感到我最大的憤怒,是林善那一句對白:『冤獄是比放過有罪的人更加不公義。』,以及葉蘊儀最後在船上說起,法庭都有它的規矩。當時拍可能覺得『左膠』,但現在回想,這個才是很重要的精神。」

陪審團的設計反映不同年紀和立場的爭論(《正義迴廊》劇照)
陪審團的設計反映不同年紀和立場的爭論(《正義迴廊》劇照)

不敢稱翁子光作師父

無論是媒體訪問和坊間影評,何爵天總與這套電影的監製翁子光扣在一起,甚至把此片拿來跟《踏血尋梅》比較。

何爵天笑言絕不介意,「如果大家覺得差不多水準,我ok的,那是很好的電影。如果拿《十二怒漢》來比較我都會好開心。」但他知道,兩套電影其實是不同方向,「《踏》是感性的,我做不到,因為阿翁比較感性,我只能宏觀和理性一點去看,比較喜歡邏輯。」

不過,他坦言《正義迴廊》算是傳承上一代港產片,「像我們活在香港,一定受上一代導演影響,如何從中吸取好處,再產出新的東西,這很重要。你看《手捲煙》都是,在黑幫故事上有這一代人的想法。或者《濁水漂流》又像許鞍華導演那種,不過有個人想法,不是原地踏步。」

當談到不少人形容翁子光和他是師徒,何爵天立即笑起來,「很多人說他是師父,但我不會講這個字!我們都不喜歡這些說法。我只是一個幫他工作的人,哈哈,是我老細。但真的跟他學了很多東西。」不妨說翁子光是伯樂才更合適。何爵天尤其感激翁子光在監製上的自由度,「他一定不是那種要導演滿足自己要求的監製,而是推緊我上去。我很幸運。」

何爵天也銘記很多導演的教導,這次專訪他亦常常歸功於今次團隊不同崗位的合作,像編劇、演員、攝影、美術、剪接、燈光等等,一起嘗試,願意無私付出,才能成就這部電影。他的鏡頭拍出憤怒和挑戰的野心,鏡頭後時常謙卑。如果首部電影是新導演向影圈及觀眾最初遞上的一張卡片,那麼「何爵天」這個名字亮眼得絕對值得香港人期待。

周耀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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