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星期日，九龍灣聖若瑟堂也會舉行全港唯一的越南語彌撒。當陽光穿透教堂彩繪玻璃，綠光灑在正用越南語唱起聖詩的教友身上，十字架旁的熒幕剛好投射一句：「Chúa Nhật Lòng Chúa Thương Xót（救主慈悲主日）」這是感受天主慈悲待人的日子。過去三十多年，這聖堂也是昔日越南難民＊的精神避風港。
年逾五十歲的阮海晴是維繫這個小羣體的在港越南人之一，這些年來，她每周風雨不改來到這裏與一眾姊妹聚首。當難民的身影從歷史淡去，那個在大海上漂浮五十五日的文學少女，也在香港長成大人，再成家紮根。這個教堂盛載她離開離民營後，與其他越南女子在香港從零開始，追回滯後的人生，再構築的一個互助有愛的小社羣。她告別浮萍般的歲月後，終於長出名為香港的根。「我們算是共同度過那些最困難的時刻，所以現在當是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互相幫助、互相體諒，總之就會共同在一起。」
（＊按：香港語境下，港府一九八八年實施甄別政策前，上岸者都稱為「越南難民」。甄別政策實施後，上岸者先被視為「船民」，關進「船民羈留中心」。待通過甄別為難民者才會被視作擁有「難民」資格，可遷進「越南難民中心」。而其餘未通過甄別者將被遣返回越南。內文會按文章前文後理，交替使用「難民」和「船民」兩字。）
若說困難的時刻，阮海晴的前半生經歷過太多。阮的越南籍爺爺隨法國到南太平洋屬土努美阿（Nouméa）挖礦。二戰後越南脫離法國獨立，爺爺因思鄉舉家攜同財產，於六十年代回到北越生活。阮海晴便出生於這個中產歸僑家庭。她對法國最深刻的印象，僅是她最喜歡的《基督山恩仇記》原著出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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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無前的大海
一九八九年，中七畢業的她本獲醫學院取錄。然而當時越南戰後政治經濟混亂，父母給她黃金，希望她隨親戚離開。還沒成年的她，隨叔叔與堂兄弟匿藏在近海的小屋等待時機。在某個黑夜，每人付上一兩黃金的人頭船費，偷偷登上漁船離開。
那是一艘三噸小漁船，載着十九人，每天靠人手揚帆前進。在大海裏，她沒有地圖，只往未知前進。她唯一可見的，只有身後船隻沉沒的殘骸，以及小船能力所及可救起的生命。少女默默數着日數，直至第五十五天，她與三十一名乘客終於抵達久違的陸地——香港。「開心就是平安埋岸，因為途中親身看見很多沉船，那時侯很多人都死了。」她說話時，視線不期然望向遠方的那片大海。據聯合國統計，大約有二十到四十萬船民死在海上。
不過，即使踏上陸地，自由仍很遙遠。阮海晴開始禁閉式難民營生活，最青春的年華在種種不確定中度過。除了自由，她失去的是升學、成為醫生的機會。她自小是高材生，最愛讀書。北越小孩一般六歲才讀小學，她四歲便向家人爭取上學，直至五歲才有學校接收她讀書，她一直較同班同學小一歲。「難民營無法讀書，因為我讀完了。」營內學校只設中小學課程，曾經最愛讀書的她被迫中斷學業，生活苦悶。「在香港，真的從零開始。如果我沒有走，我就繼續讀大學，來香港就像一個三歲BB，從頭學起。」
難民營環境不但惡劣擠擁，也罪案頻生，如衝突、打鬥、性暴力等等。裏面的難民不但失去行動自由，更被抹去身份、去人性化，以編號取代姓名。那段時間，宗教與文學是她在漫長等待中的救贖，讓她不至迷失。有越南籍神父與修女在難民營用越南語舉行彌撒，成為她精神上的家。即使去向未明，她始終懷抱着希望，「繼續等，希望有一天政策會改變。裏面九成的人都是這樣希望，希望世界各地會收容。」營內的越南華僑用越南文寫成廣東語拼音小書，教營友廣東話，她爭取機會從頭開始學起。
其時，藝術家梁以瑚和基督徒藝術家團契「園泉」發起「越營藝穗計劃」（Art in the camp），並贊助越南船民在籌辦月刊《自由雜誌》（Tự Do Magazine），邀請有意創作的船民擔任編輯。即使初期並無收入，愛好文學的她仍自薦擔任雜誌編輯。「因為幫到越南船民，揀選出來也是有能力的人，所以自己企出來幫助自己同鄉。」這本雜誌不僅是白石營友的精神食糧，更照亮了阮海晴的人生。因為這份工作，她每天於上班時間能離開擠擁的營房，到鐵絲網外的辦事處工作。
越南船民與香港
| 七十年代，大批越南人因政治、經濟壓迫而逃出越南，成為難民。一九七五年，港英政府接收第一批三千多名抵港的越南難民。面對持續增長的難民，各國開始商討臨時庇護或永久收容越南難民，而香港亦增設開放式難民營收容船民。船民可外出工作賺錢。
一九七九年，英國簽訂國際公約，列香港為「第一收容港」。香港自此成為越南難民的中轉站，難民被西方國家甄別成難民後，再前往接收難民的第三國。港府於一九八二年增設不容船民離開的禁閉式難民營。七、八十年代，香港仍在發展階段，社會對住屋、醫療同樣殷切，而越南難民數目持續增加，輿論開始由同情變得尖銳。 一九八八年六月港府實施甄別政策，港府視此前到港的為「政治難民」，而此後待通過甄別為「難民」者才會被視作擁有難民資格，其餘因經濟因素進入香港的「船民」，須遣返越南。 |
編輯負責翻譯本地英文報章報道，與刊登船民的文學作品，供船民中心內二萬多名船民閱覽。她擅長以母語寫詩，把漂泊的愁緒寫成詩篇，再刊於雜誌。詩的母題是鐵絲網內的世界，也是那片混雜危機與自由的大海，描繪營內眾人共享而無處安放的愁緒與心願。
我回到海裏，晚上聽到風聲，
聽到人生的呼喚，
聽到海浪的心聲。
多年來，海的聲音從沒停止。
—《BIỂN VỌNG》（海聲）（節錄），阮海晴
死亡與目的地
一九九四年，白石越南船民羈留中心的船民擔憂一旦搬營將面臨即時遣返，而絕食抗議，其後爆發騷亂。警方施放大量催淚彈，同時將逾千位船民遷移至萬宜船民羈留中心（俗稱萬宜難民營）。阮海晴是當日其中一名被搬營的人。
自一九八八年甄別政策出台後，懲教署負責管理「船民羈留中心」，被甄別為「非難民」的越南人屬「船民」類別，須在羈留中心內等候遣返越南。萬宜船民羈留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由於擔心萬宜難民營下一站便是遣返越南，營內氣氛肅殺，深陷絕望，有人選擇自殺，寧願死在香港。每天與死亡擦身而過的她只能祈禱，希望大家平安，希望自己的難民資格上訴得直。後來，她的上訴成功，獲發難民證，暫准在香港生活。「我有難民身份之後，本身是可以去移民的，但是我是很喜歡香港，香港齊集所有我當初離開越南而嚮往的，所以我後來就留在香港。」例如自由，例如穩定，例如她所喜歡的大海。二千年，港府宣布「擴大本地收容計劃」，讓一千四百多名越南難民和船民申請留港定居。她和丈夫兩人放棄等候其他收容國，馬上申請留港生活。她在《自由雜誌》的編輯朋友大多獲加拿大、瑞典、荷蘭等國家收容，只有她一人選擇留在香港。
她說，因為她很喜歡香港。
一邊育兒一邊做工廠女工
留下來，不比離開容易。阮海晴活在香港禁閉營近五年，從沒真正面對過香港的真實社會。
獲確認難民身份後，阮海晴終於可與營裏相戀的情人思考未來。「真是很開心，那天很開心。」離開難民營後，為了糊口，她在同鄉介紹下曾到土瓜灣當工廠女工，組裝手錶零件，也到過香港仔的工廠生產VCD光碟。她說，那數年過得最困難。那時她一邊忙於適應一邊撫養孩子，曾經藉寫詩排解壓力的她亦再沒餘暇創作。隨筆倉猝寫下的句子，無法拼湊成篇。
即使當年曾有約一千四百名越南船民最終留在香港，但跟其他在港少數族裔相比，越南裔社羣在香港是較隱蔽的社羣。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前副教授羅淑敏博士曾著有《The Invisible Citizens of Hong Kong: Art and Stories of Vietnamese Boat people》，嘗試解釋越南船民「隱形」有兩種含義。一是船民在香港沒有國家身份，其二是船民長期生活於被金屬高牆和鐵絲網圍繞的營區，外界無法看見船民。而船民長年在營地忍受身心痛苦，他們大部分的強烈感受被深深壓抑，以致他們常失去表達自己的能力。
「隱形」的另一種成因亦可能源自恐懼，阮海晴認為，最初有越南難民擔心香港社會對越南人有偏見或負面印象，而隱藏越南人的身份。部分越南難民與港人結婚後，在家不會說越南文，甚或為保護下一代，也會叫孩子不要在外說越南文。但她願意受訪向外界說出其故事，「我不怕認自己是越南人，我也不怕講人生的過程如何辛苦，如何來香港，如何努力。這些是自力更生，面對困難也不用害怕，就用自己的努力向上進。」
聖若瑟堂的越南裔教徒是少數被看見的越南裔社羣。九十年代精通越南文的陳達明神父開始在聖若瑟堂主持越南語彌撒，同時入營為難民翻譯，了解越南難民情況。這教堂自此成為去向未定的越南難民的避風港。
維繫越南女人的精神避風港
阮海晴說，這個團體大多數成員，是當年與港人結婚後、離開難民營後在港定居的越南女子。一九九四年，這班越南女子組成在港越南天主教徒團體，初時取名「希望」，後來獲聖名「越南信道者」。
「那時我們初初出來，甚麼都不懂，又沒親戚，也沒錢，總之甚麼也沒有。我們還要照顧子女，所以全部都是很窮，在堂區這裏就當是一個家庭，大家互相照應。」阮海晴說。
部分人婚後生活未必如意，離異後舉目無親，加上不諳中文找不到工作。有姊妹便到地盤當雜工，賺錢撫養兒女。她說，最困難的時候，有姊妹身上連二十元也沒有，「我們幾個姊妹就分享（金錢），十元、二十元，（然後她就）拿來買菜（給小孩吃）。」除了金錢，其他資源也盡量共享。「我們的團體有幾套BB衣服，十幾個小朋友一個傳一個地穿，不論男女也是穿那套衣服。」
這個團體成為她們唯一喘息的家，每周彌撒後，一班女人會輪流到各自的家舉行聚會。當孩子們忙於玩耍，女人終於擁有自己的時間，互相傾吐這星期的生活苦水。
做好自己望改變負面觀感
「（團體）是我們最可靠的一個家。無論外面有多辛苦多惡劣，去到那裏是一個安全感，一個可靠的地方⋯⋯我們在香港沒有真正的親戚，那裏就當成親戚一樣。」她說。這一次阮海晴同樣自薦站出來，接下在港越南教徒團體的主席一職，成為其中一個守護大家的人。
這班越南姊妹膝下的越南二代均已長大成人，陸續在香港成家。去年有越南二代生下一名女兒，阮海晴笑言，「她是我們的孫子，我們大家的孫子。」每逢農曆新年、復活節與子夜彌撒，越南二代也會隨媽媽回到聖若瑟堂，像回家過節一樣。
這些年來，阮海晴一直希望能做好自己，破除昔日大眾對越南難民的負面定型。「我吃（經歷）了很多東西，但是一直都很感謝香港對越南人的包容、收容他們在香港這麼多年。對我自己來說是很感激、很感謝的。雖然越南人後來很多都是做負面的事，影響到香港人的看法，但是我都和我的女兒說，我們要盡量做好自己，令香港人有另外的看法。」她和這班姊妹現時稍有經濟能力助人，亦嘗試回饋社區，定期到深水埗派飯給露宿者。她的女兒大學畢業後，從事穩定的藝術行政工作。
阮海晴認為，難民營度過的艱苦時光令她變得堅強，「原來自己都好叻，可以過到如此困難的生活，所以現在不論生活如何亦已經很好。個人好樂觀。哈哈。」
香港的大海
至於海的另一面，二○○一年，阮海晴終於踏足久違的越南。她說，很高興能見到自己的親戚朋友，當年一行七人出逃，六人返回越南，只有她留在香港。當年的同學如今也成為專業人士，而她選擇截然不同的路。
又後來，阮海晴帶同女兒到海的另一邊，首次踏足父母出生地努美阿。面對島國外同樣無邊無際的大海，那裏盛載四代人跨越三地、尋找各自未來的旅程。現在的她是一名導遊，常帶越南旅客看她眼中的香港。而她最喜歡的香港景點同樣是海—那片從尖沙咀海旁眺望的維多利亞港，她無論去多少次也未曾生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