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她》中，葛蘭飾演的紅歌舞明星李美心手持一份合約，旁邊是當說客的蔣光超。
《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九六三）中，葛蘭飾演的紅歌舞明星李美心手持一份合約，旁邊是當說客的蔣光超，還有夜總會的王經理，蔣對葛說：「這個合同，就算是外國請來的歌星，也不過如此。」葛蘭：「我並不計較待遇，不過，我有一個特別的要求……我希望在合同上加上一條……凡是我演唱的節目，一定要由金石鳴（喬宏）指揮樂隊。」只見王經理面有難色，蔣不介意真話從他嘴巴吐出來：「夜總會需要的節目，你是知道的，正統歌舞不受歡迎，一定要有誘惑、刺激。」葛蘭才垂一垂眼簾，隨即回復笑意盈盈：「這個我知道，你們放心好了，就是金先生肯把他的作品拿出來，我也不會隨隨便便在夜總會裏演唱。」
言下之意，商業和藝術，誰都知道不可混為一談。
以前，我還納罕為什麼華語歌舞片要有歌舞場面，幾乎清一色都是紙醉金迷夜夜笙歌，不像荷李活的同類型電影，由最早期的金堆玉砌，到漸漸回歸人間煙火，在大片廠搭起山巒起伏的蘇格蘭高地，如《蓬島仙舞》（《Brigadoon》）（一九五四），在綠草如茵上翩翩起舞。又或一個人撐把傘，在大城小巷踢起水花自得其樂，如《萬花嬉春》（《Singing in the rain》）（一九五二）。歌舞，最好是情景交融，再付之歌之誦之，蹈之舞之。
反觀華語歌舞片，佈景不是沒有，也不能說簡陋，只是它們再怎樣匠心獨運，屬性總是如出一轍，就是歌台舞榭，離不開《教》片中蔣光超一語道破的文化脈絡，既是夜總會，觀眾要的當然不是意境，是現實。
歌舞片本來就為了逃避現實而拍，觀眾又怎可能在矛盾中得到滿足？同樣的，夜總會不就是娛樂場所，它又可以追求什麼藝術？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邵氏和電懋欲向荷李活取經和看齊的歌舞片，十居八九都是歌舞團背景，歌舞女郎為主角，舞團經理是綠葉又是情人，明顯反映了「歌舞」不能是主食，卻只能是點心的客觀因素：看門道的人少，趁熱鬧的人多。所以場面的大比心思的細永遠更受歡迎。再直接的說，就是，（一）形式比內容重要，因為，（二）歌者，非歌，有一種「品味」，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歌舞片如果只能是夜總會的秀，當然務求做到「誘惑、刺激」。大女明星化身歌舞女郎，風情萬種便出師有名，由肢體語言，到身上布料的質地與多少，都可以是向底線挑戰。《花月良宵》（一九六八）中的李菁不論是那藍色、紅色，抑或白色的金絲雀，緊身衣加上羽毛點綴的裝束確是惹人注目。《鶯歌燕舞》（一九六三）第一闋歌舞，葉楓和夷光藉手上各有的兩把大羽扇引人想入非非。《千嬌百媚》（一九六一）片頭中林黛和一羣舞者如碧海裏的浮花。《龍翔鳳舞》（一九五九）中李湄和張仲文也是波譎雲詭。這些真傳到了《香江花月夜》（一九六七）和《釣金龜》（一九六九），多少觀眾從未踏足夜總會，卻在銀幕前儼如識途老馬。
葛蘭在《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的歌舞女郎別樹一格
《千嬌百媚》林黛和一羣舞者如碧海裏的浮花
《鶯歌燕舞》葉楓和夷光藉手上各有的兩把大羽扇引人想入非非
《花月良宵》的李菁，緊身衣加上羽毛點綴的裝束確是惹人注目。
是以，葛蘭在《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的歌舞女郎便顯得別樹一格，明知道不能曲高和寡，但又不能繼續以色相示人，李美心身為歌舞大明星的價值，該如何平衡？答案是，若不是身穿旗袍擔任文化大使，便是走向人生哲理傳播「福音」。
只可惜，劇情安排她為了逃避情感，在一幕讚頌天堂美好的表演中失足從高台掉下，當場香消玉殞，莫非弦外之音是，給有志出於污泥的歌舞女郎一記當頭棒喝，那就是背叛大眾慾望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