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沒看過《家變》，香港沒有人沒聽過「家變」。問○○後的學生們《家變》知多少，答覆是：「年代的東西。」
他們口中的「年代」，是一九七七年的香港，不是一九七三年的台灣。《家變》是不屬於他們的「神話」，甚至，不一定知道它有家喻戶曉的主題曲，就連聽過「羅文」，也沒見過他的樣子。是不是跡近有巢氏、神農氏於每一個人？所以，當我用香港的《家變》打開台灣的《家變》這本書，並且告訴大家，作者王文興在日前逝世，「年代」二字，早不足以形容這幾個年輕人與上述名字的陌生感，距離感。
直至，我為他們播放了王文興寫作的「偷拍」鏡頭。在黑白片段裏，光線幽微，桌子前趴伏着狀似書寫，又更像以筆敲打白紙的「作者」。從中發出的聲響，雖然毫不動聽，但落在主修音樂的學生耳裏，無疑「另有文章」：雖說「書寫」是無聲的，王文興對文字的想像打破了一貫的「安靜」，當一橫一豎隨落筆輕重帶動了節奏感，正在寫的小說便不是只有「看」，還能「聽」。
一位位準音樂家們，就是這樣在「不是音符」的音符，「不是樂譜」的樂譜中，找到了音樂性。因而心領神會，「音樂」是被有音樂細胞的人創造出來的，儘管這個人沒有拿起過一件樂器。
二○一一年，接到張艾嘉的來電，問我可有興趣主持以王文興的創作過程為主題的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的宣傳訪問時，不自量力便答應了。一個半小時的短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認真卻不嚴肅，因為幽默感好不豐富，精準卻也合情，因為當那麼多的聲音都在議論他的文章難懂，他得出的結論卻如此平常：「看太快就一定看不懂。任何書看太快都會看不懂。」
談到他的眼睛跟別人有何兩樣。「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我看什麼都喜歡看很久，喜歡凝視（stare）。這是最不好的事情。有時候街上有人牽一個三、四歲小孩，小孩很好看，我就看他，他的父母就會『敵意』的回看我，我是不自覺，這證明什麼呢？那樣凝視證明我的眼球不是太靈活？不是吧，只是你的興趣可以長期在同一個事情上，是容易感興趣，無論什麼只要有興趣的話就一直看下去。」
時間愈久愈看仔細，細節的綿密構成耐性的考驗。難懂，是心對腦的抗議，有效的制衡，是把「看」變成「讀」，讓文字變成「有聲畫面」。再來，除了寫的過程可以有助創作，讀出聲來亦有助了解。《尋找背海的人》的導演林靖傑說：「有一天就下定決心每一個字都讀出聲來，有一陣子我就在一家咖啡店，每天下午把《背海的人》大聲朗讀出來，還讀得手舞足蹈。」
好一節另類音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