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每隔十年八載，總有人爭論所謂胡蘭成問題。胡蘭成生前是個花心漢，女人換了一個又一個，而且也騙了張愛玲的貞操，這是鐵一樣的事實。
另一方面，胡蘭成的性格相當狡獪，用於搞女人，一生不改風流。但偏偏用那點精小的狡獪用在政治上，以為自己能從政，而且跟從了汪精衛政府。此一政治抉擇，是錯的，從文學角度，卻很難判斷是非。文學的成就少爭議，政治卻成王敗寇，正如詩人徐訏也曾在一九七五年英女王訪問香港時，作御前誦詩，讓一名女學生在夜馬前的跑馬地向英女王吟誦。請問香港是不是中國領土？請問英女王是不是侵略殖民國的元首？請問一介文人知識分子，向英女王作誦詩有沒有風骨？這些問題到今日，還有人會計較嗎？
胡蘭成之問題，是他沒有上了英國人的船，而是上了連英國也要為敵的軸心國日本之船，這一點就令人不舒服。但文學批評論述的是文學，不是政治，更不是一個人的品格。論品格，莎士比亞不見得很出色，他為伊利沙伯一世女王做鷹犬，四出查探反王室的異見，包括趁做舞台戲班、四處經歷的時候，躲在街角的酒館竊聽平民百姓有沒有講女王的壞話。莎士比亞有如清朝初葉的錢謙益，完全為帝皇服務，但今日又有誰會認為這是問題？
胡蘭成對不住的只是一個張愛玲。這是這對男女之間之瓜葛。他當然令張愛玲痛苦，身為後世的讀者，如果兩個都欣賞，當然寧願張愛玲從來沒有遇上過這個姓胡的男人。但命運成就了文學，而性格又促成了命運。如果張愛玲從沒認識過胡蘭成，則今日的張愛玲作品會失色許多。這樣一來胡蘭成就變成一種必要的罪惡了。
大罵胡蘭成的人都是百分之一千的張迷。他們視張愛玲為德蘭修女、觀音菩薩，懷有一種宗教的狂熱，總之令偶像不快和傷心，都有如撒旦勢力，應該起兵而討伐之。此一情緒有如六十年代邵氏女星樂蒂的影迷。樂蒂嫁錯了風流的陳厚，而且仰藥自殺。樂蒂的靈堂就有一批上海女影迷，在靈前哭完之後，左一句右一句大罵陳厚。還有一副對聯，下款寫「這個赤佬害人精」，成為文化佳話。
但樂蒂的成就與她的私生活無關。欣賞樂蒂不過是銀幕上的演技，包括黃梅戲《梁祝》裏演的祝英台。樂蒂如果沒有遇上陳厚，銀幕上的眼神就沒有了那種抑鬱悲哀之氣，如果整天是一個樂哈哈的傻大姐，還會是樂蒂嗎？還哪裏會有這許多影迷？
至於胡蘭成投靠日偽，引起政治爭論，讀文學的人更不必探究。看電影欣賞黃秋生或者周潤發，只欣賞他們的演技，不一定要了解他們對「六四」的看法和中國大陸的立場。胡蘭成的文字是百年現代散文數一數二的。他的文筆融合了胡代的小品以及明清亡國知識分子獨對河山的一腔哀愁。胡蘭成的散文，那腔哀怨之氣，是那個時代因政治和他的性格糅合而成的。胡蘭成的柔軟，其實內藏一股剛烈。譬如他開口就說：「天下不能無戰爭，猶如人不能無死」。這一句真是石破天驚，讀來未免令人覺得無情，但想一想實是看得很破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