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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的牆:翻越思維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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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2020
      Westley Wong
      由撰文者提供

      筆者還在初中時,有一位朋友在讀畢中二後就前往外國升學,幾年後曾有緣一聚,聚會中他跟幾個英語成績不錯的同學炫耀道:「我能直接用英文思考,你們可以嗎?」當時大家都覺得此人囂張跋扈,我自問也未有這項「技能」,但他這番話卻引起了我的迷思。因為自此之後,我一直留意著不同人士使用外語的情況。

      以英語為例,一般人會把語言使用分成三個水平:初學(Beginner)、中級(Intermediate)和母語(Native)。不少機構或僱主會直接以公開試成績來斷定一個人的語言水平,然而筆者卻認為這非常片面,我一般只會以「能否使用英語溝通」及「能否使用英語思考」作為一個人的英語水平參照。

      公開試作為一個限時的考評機制,其主要評核準則為考生的文法基礎及基本詞彙,無可避免忽略對歷史文化、日常或生活等語句使用的評測。然而,一個人能否具備使用英語思考的能力,卻依賴這些被考試所忽略的遣詞用句;所以,很多文法滿分的「高材生」,往往卻只具備「完美母語翻譯外語」的能力。最近香港考評取消語文口試,更見其弊。

      香港公開試試場。
      香港公開試試場。

      每一種語言都可以被視為文化的精萃,它既是民族文化濃縮後的載體,同時也能塑造該民族的文化及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已經提出了「語言塑造思維」的假說,雖然當年他們團隊的假說沒有太多證據支持,但隨著航空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各種語言的了解更廣,他們的假說最終得到重視。以漢語為例,我們把「叔叔」細分成叔、伯、姨丈、姑丈;把「祖父」拆分為公、爺,這顯示了華人對家庭關係的重視,同時此亦塑造了華人對倫理和排輩相對比較重視。又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Mian語,動詞的轉變能夠準確指出事件發生的時間,並不需要實際指出時間,這使當地人對於時間的理解相對比較敏銳。

      語言學家博洛迪斯基博士(Lera Boroditsky)曾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的原住民部落裡,村民能隨時準確的指出東南西北各方位,而這種技能是大部分人類沒有的。博洛迪斯基博士發現,原來原住民的庫塔語中,並沒有前後左右等的相對空間詞語,取而代之的是用東南西北來描述絕對方位,這引致他們能更好的掌握自己方向。我們前幾篇文章也提及過愛斯基摩語,有很多詞語形容雪和白,這讓愛斯基摩人有了對「白」不同層次的詮釋,也讓他們更細膩地觀察「白」。由此可見,語言不僅導致認知的差異,也因為這差別,塑造了我們思維模式與能力。

      華語使用分佈圖。(圖片來源:伯添君)
      華語使用分佈圖。(圖片來源:伯添君)

      還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經跟我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變得像現在的日本,不論是文化水平還是科技發展,因為當時的中國看起來像極了三十年前的日本。在我看來,每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當中都有其相似之處,中國也應該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體和經濟體,但我幾乎可以肯定,兩者將不盡相同,絕對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般相似。撇除政體、法律和經濟的差異不談,我們單從「語言塑造思維」這點出發,就可以發現不少差別。

      其實,漢語跟日語源於不同的語系,雖然日語發展過程當中有很多借用自漢語的詞彙,當中亦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發音和古義,但終歸它們的語系不一樣,其實體現了它們所承載的文化的不同,同時這兩種語言也直接塑造出不一樣的民族。日語在發展過程中有不少漢字輸入,然而在近代卻輸出了不少「和製漢語」回到漢語體系。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日本知識分子創立「明六社」,翻譯了不少未存在於日文的西方哲學詞語,包括「社會、自由、民主、科學、美學、革命」等,這些概念大大開闊了大和民族的思維及眼界,及後在明治維新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今天日本能夠在文化,美學及科技上佔領亞洲國家的前列,實在歸功於明六社的先賢,他們的功勞讓自己的民族最早擁抱西方可取的價值,並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其民族性以及國家政策至今。反觀當時的清帝國,因為種種原因而故步自封,洋務運動失敗告終,更遑論對西方哲學的重視。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先生逃亡至日本,被日本人稱為「革命黨」,「革命」一詞才正式在華文地區傳播。種種歷史因素導致這種時間和傳播的差異,令兩個民族對西方哲學的認知及重視出現差異,其影響深遠至今。

      和製漢語「自由」的緣起。(圖片來源:Instagram @nowllloading)
      和製漢語「自由」的緣起。(圖片來源:Instagram @nowllloading)

      後來,筆者有機會到英國留學進修,也慢慢在英語環境中也習得直接以英語思考的能力。我繼而發現以不同語言作為思考中心,能讓人思考得更加全面,也可以用更多的切入點看待事物。我觀察到有些移民,交日常際談話永遠以其母語與鄉里溝通,這讓他們和下一代無法與當地文化融合,思維也無法從家鄉轉換至新環境,這變相只是「搬家」而非「移民」。倘若一個人能以英語思考,他會是比較客觀理性的,因為英語的語法用詞就是比較中性的,而思維亦會更傾向擁抱「普世價值」。與此同時,我亦慶幸自己的母語是粵語,據我觀察,相比其他語言,粵語能夠以相對「啜核」和精確的用字去描述不同的情境,這種語言上的靈活性,讓粵語使用者有更靈活的思維,這也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廣東人擅長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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