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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良心熄滅了

陶傑.摩星嶺上
201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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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先生的悲劇,看在西方文明世界的眼中,又一次提醒中國離二十八年前的「六四」狀態本質並無改變。

西方政商界和民間,多年有一種很天真的論調:三千年的古老文明,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只在毛澤東時代不幸陷入列寧史太林的共產困局。鄧小平上台開放市場,令西方企業發財,也造就了中國一個物質的中產階級。因此假以時日,只要有中產階級,這些中國人就會推動本國的政權和社會求變。

外國人犯此謬誤。他們將一七八九年以來西方的變化同樣的標準和軌迹,引用於中國人社會。西方社會走過的路,中國人不一定會走,也不一定懂得走。

但西方認為世界的民族是平等的,追求的美好目標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中國人、白人和美國的黑人一樣,追求權利的解放和人權的自由。

西方對中國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即使有,由利瑪竇第一次來華開始,至十九世紀往還甚密。西方的商人和外交家認識的中國停留在清末和民國的層面。一九四九年之後,毛澤東的列寧共產中國鎖閉三十年之後開放,許多回到中國的西方人士引用馬可孛羅、利瑪竇、西方傳教士的傳記經驗,認為中國本身有三千年古老文明,只要幫助了中國開放,兩蒙其利,中國人享受民主自由與西方人一樣,而西方人也可以賺到很多錢。

此一盲目樂觀情緒,瀰漫八十年代。還記得法國音樂家尚米謝渣爾訪問中國,還有英國小提琴家艾錫史特恩(Issac Stern) 在中國的巡迴演奏,由BBC拍成紀錄片,叫做「由毛到莫」(From Mao To Mozart)。此一題名充滿樂觀情緒,意思是中國人正在摒棄毛澤東的教條,擁抱莫札特的西方民主價值觀。

但三十年過去,事實證明事與願違。中國政府仍然深深擁抱毛澤東的價值觀,也絕不認同華盛頓、林肯、莫札特。中國人三千年的政治文化,是嚴刑峻法、文字獄、限制人權發展的法家文化,而不是什麼孔夫子和老莊道家。

西方的錯誤是對中國的一知半解。或許看得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多,或看了中國人的針灸太極書,被其中的一套道家思想迷惑。西方的知識分子很沉迷Taoism一字,覺得一旦中國走上非毛化的市場改革之路,整個國家都會Taoist。他們在歐洲和美國認識的針灸、烹飪、氣功、功夫,呈現的是中國文化的道家理論,而不知中國社會的統治,與煮飯針灸,是完全不同的系統。

即使後來有西方商人和記者派駐中國,認識其中冷酷、自私,以及兩面三刀的欺詐,更目擊中國對人權異見者的囚禁,中國人的麻木與沉默,西方的知識分子就不想再思考下去,因為他們也有自己社會的內部問題:同性戀婚姻、變性人的權利、反種族歧視和政治正確,九十年代以來,佔據了西方知識分子和民間大量時間。

中國卻在「六四」後,利用西方給予的世貿組織會員國之利,謀取了大量西方科技,也開發電腦網絡,不過不是鼓勵和開發創意,而是進一步與商鞅李斯的法家鐵腕精神結合,形成對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囚禁。

此時西方自己卻又因左翼知識分子上位得到權力,精英心態進而自戀,然後又在社會福利和社交媒體之中迷失了方向。就這樣,西方國家失去了十年,劉曉波和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失去了十年,而囚禁劉曉波的中國政權賺得的時間,遠遠不止十年。

西方向中國市場的屈膝,對中國強權的失語和軟弱,造成了劉曉波的悲劇,若是如此,當初不應該給予諾貝爾獎。因為這個獎令劉曉波在獄中或產生某些錯覺,以為西方在外面的捧場,可以改變自己的處境,以及中國的命運。但結果成也諾貝爾,敗亦則諾貝爾,劉曉波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譚嗣同。魯迅有所謂捧殺之說。無《零八憲章》,或即無十一年大獄。獄中不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又會不會神秘得肝癌而又神秘「末期」?「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二千年前,中國人倒也有此一智慧,只是到了今天,西方對東方古老文明的奸詐和聰明,都兩相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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