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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太滄桑了

陶傑.摩星嶺上
201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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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書展的主題是「武俠文學」,由「武俠小說不登大雅之堂」,四十年來逐漸升級演變為「武俠文學」,原來不僅中國人可以吐氣揚眉,武俠小說作家也可以了。

武俠小說宗師是金庸,有如太陽系中的太陽,而梁羽生、古龍、溫瑞安、黃易等,還加上最近中國大陸冒起的女武俠小說家鄭豐,應可算是「九大行星」。其中以梁羽生這顆行星最出色,應該可以說是「地球」──因為梁羽生的小說也兼具歷史地理、語文對聯,還有豐富的古典詩詞,有如地球上有水和動植物。

讀梁羽生的小說可以提高中文程度。例如讀其回目的對聯,對庂整,而且其詩詞頗有嶺南派作風:因為梁羽生的性格與金庸不同,金庸有政治家的城府,梁羽生則有赤子的童真。

金庸很會做生意,懂得將武俠小說商品化。一九七五年金庸重寫修訂,將版權由以前的小書局本部回購,另立明河社,精裝出版,每一版附有中國書畫文物包裝,說明武俠小說的時代。這種包裝的市場學,即刻將武俠小說形象提升,不再是街邊租書檔破破爛爛的閒雜讀物。

金庸在七十年代中封筆不寫小說,一張報紙仍要維持銷路,怎麼辦?金庸請來古龍頂替,在副刊右上角連載《陸小鳳》。事後證明,陸小鳳系列是古龍的精品,配上雲君爐火純青的插圖。因為查先生的報紙畢竟靠武俠小說起家,二十年不到,副刊沒有了武俠小說,招牌缺了一角,四處選拔接班人,正如耶穌看中保羅,金庸找上古龍。

古龍沒有令金庸失望,他的小說一早另開風格,文筆完全現代,不理會傳統俗套,而且書名有突破:《流星蝴蝶劍》和《天涯明月刀》,不再叫什麼「英雄傳」、「恩仇錄」之類。《流星蝴蝶劍》這種書名,與中國詩詞「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其實一脈相承。但七十年代,武俠小說有這種書名,就接上電影的蒙太奇鏡頭,分開新面。古龍的小說將武俠文學帶入另一意境。

金庸將古龍引入香港,發揚光大,若換了其他的文人,怎會放其他後輩出人頭地?不怕青出於藍?但金庸有胸襟自信,他知道古龍寫得再好,也好不過自己,而且是屬於其他品種。金庸的小說如果是正室,則古龍寫來寫去,無論如何艷麗,都只是偏房妾侍。聰明的大婆,從來不會嫉妒妾侍。

豈知古龍四十八歲因為酗酒英年暴卒,倪匡跑到台北送喪,在棺材裏放了四十八瓶白蘭地陪葬。古龍活得痛快,死也激烈,像一顆流星,他的作品像一叢蝴蝶,其中劍光四射,短暫的一生也與經典書名相符。

古龍死了,報紙還要武俠。於是金庸再找傳人,看上了香港出身、台灣留學的溫瑞安。溫瑞安的《四大名捕》也在《明報》連載,後來拍成電視劇。經金庸品題之人,定必聲價十倍。因為不但他肯提攜後輩,而且慧眼識人,不會亂捧。

以後的武俠小說,因為好事都給別人佔了,要創新改革,是愈來愈難寫。黃易和鄭豐都各有千秋。鄭豐是女作者,生於改革開放,中國傳統文化在文革中摧毀,按道理,一縷香火已經斷絕。但中國大陸是山川仍盛的文化背景,無論紅兵擲爛了多少古蹟,多少還有點靈感的地氣。所以鄭豐的小說又寫出了一重不一樣的園林。

香港下一代意識走向獨立,排斥「大中華」,武俠小說算不算「大中華膠」的產品而遭到下一代摒棄,我不知道,但只知如果香港年輕人不論好醜,將一切「大中華」當做一場颱風水災之後飄過來印簡體字的塑膠垃圾,則不一定是所謂大中華之不幸,而是香港年輕人的損失。

從前的一代還會在課室偷看武俠,今日香港年輕人則上課下課看組、上論壇,大罵政府聯絡遊行示威。武俠的俠義,你可以說融入了今日公義鋤奸的香港下一代的「社會公義」,算是一點阿Q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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