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國問題專家

陶傑.摩星嶺上
201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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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書店事變,連續五人,像英國偵探小說家阿嘉泰姬利斯提的作品一樣,一一消失,其中一位還在香港地域內被秘密蒸發,香港人極度恐慌。

中國為何要冒摧毀「一國兩制」的國際天譴,而「綁架」一個書店股東?問題當然是這家書店名下的出版社,出的書對中國某一兩人的地位和權力有摧毀性的影響。

否則不會出此下下之策,尤其當前中國的第一號人物,正在四處外交活動,派錢豎威。形象面子極為重要,引致英美歐盟相繼譴責,顯示錢派了出去,形象還一樣不堪。

所以,就要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了。但書到用時不但恨少,原來一覺醒來,香港已經沒有真正的問題專家了。

中國觀察家是一門專業。五六十年代,由於大陸南來知識分子在四十年代末,隨同國民黨和其他黨派,與中共有直接交手的經驗,而且當時毛劉周,加上林彪,兩條路線的鬥爭脈絡清楚,利益衝突鮮明。所以那時斷症,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直到一九七六年預測大陸的政局衝突、毛周權力鬥爭、收拾劉少奇之後,如何林彪處境危險,都預測準確。

當年的中國問題專家有趙聰、司馬長風、徐東濱、許冠三等,他們多在美新處或美國資助的友聯出版社支高薪而做研究。當年《明報》,在這方面也有心得,派出記者到羅湖上水九廣鐵路,截訪北上回來的香港客,問他們豬肉多少錢一斤、夠不夠分配、雞蛋和白米有沒有,資料搜集起來,刊登一兩成內容。將資料集中,理性分析,就可以推測中國的糧食夠不夠,大陸發生了什麼事。

研究中國需要高度的科學精神,不可為感情尤其是對極權的厭惡而左右。就像醫學一樣,面對細菌病毒,醫學研究員看顯微鏡,不可以動情緒,只要口罩戴足、衣袍著夠,清潔生的防範措施採行有效,就不會染上菌毒。

當年的中國問題專家,還有一位是前民國時代青年黨黨魁李璜。還有一位是曾參加過紅軍、後又脫離的軍人龔楚。最高資格的一位,名叫司馬璐,早年在延安參加過中共,後來大徹大悟脫離,一九四九年南來香港,創立雜誌《展望》。司馬璐今日還健在,年紀老邁,在美國頤養天年。

還有一位叫周鯨文,五十年代末期才泡出來,寫下中國在共產黨統治後最早十年的親歷記錄。至於張愛玲也算半個中國觀察家,一九五二年九死一生逃來香港,寫下小說《赤地之戀》,記述大陸土改真相。凡此種種,今日看來,都是珍貴的史料。

但二十一世紀,上一代的學者先賢紛紛不在了。司馬長風年僅六十, 一九八○年,由於工作操勞,在赴紐約後在機場急性中風逝世。司馬長風至少可以多活二十年,但那個時代,文人的生活擔子很重。今日香港就缺乏一位像司馬長風一樣的風骨人物。

面對大陸的變局,新一代看不慣,也沒有經驗。民主自由的口號十分浪漫,但示威遊行、唱歌、宣揚大愛,無法改變現實。殖民地時代,中國問題專家對香港政府也卓有建樹,政治顧問偶然會私下見面,詢問意見,其中香港與大陸一河之隔,在最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也有驚無險。

那時除了香港有運氣,還有人才,尚有豐富經驗和智慧。在今日,變為特區的香港,這幾樣似乎一件也沒有。這才令香港陷入真正的不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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