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是個新名詞

陶傑.摩星嶺上
2015.07.10
562

香港立法會「六一八」表決大災難,愛國建制派的能力和公信力出現土崩瓦解的局面。中環精英恐懼得發抖,連日來竊竊私語:「這次阿爺一定大為震怒」。

「阿爺震怒」,是一定的。因為整個「愛國建制陣營」,早由五十年代開始,由共產黨三代餵養,有錢出錢,也大力栽培。譬如這次在立法會被指為「黨鞭」的愛國社團頭面人物,都是在香港傳統愛國學校的漢華、培僑畢業的。六十年代開始,根正苗紅,是「黨」在香港最信得過的本土愛國「核心人物」。

所謂「建制派」,不止「建制」,要加上「愛國」兩字才有歷史的厚度。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之後,毛澤東周恩來制定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暫不收回」,但也同時在香港發展共產黨勢力。這種勢力也不能叫「地下」,因為英國殖民地政府早與中共達成默契,中共可以在香港以代理人和培養本地紅色勢力的方式,適當展開活動。只要不過分,英國絕不會像一九四八年的國民黨那樣,搜捕而打壓,但公開的活動太囂張過度,英國人就會出手抑制,像一九六七年的「紅五月」。

五十年代只有「愛國陣營」,並無什麼「建制」之稱,但人丁單薄。共產黨在社會各界信得過的人不多。例如新聞文化界《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算是自己人。在醫學界,因四十年代思想左傾,同情貧苦大眾的李崧也算是一個。在香港大學有一位客座教授陳君葆,也是統戰對象,至於法律界「自己人」一個也無,只有一個擁有非洲血統的華僑大狀陳丕士,洋名Percy Chan,專為中共在香港的官司糾紛出庭。

中國航空公司的十幾架飛機,本來屬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但一九四九年中共稱聲要接管扣押,美國極力反對,中共在香港打官司,聘用的就是陳丕士。官司在香港輸到上訴庭,中共指示陳丕士上訴到英國樞密院。這位大律師飛去倫敦,在樞密院站立,三位大法官看了文件,陳丕士想開口答辯,英國大法官說:「請你不必開口,現在我宣判你的官司輸了。」

這或許就是所謂的中國人還沒有抬起頭、遭到洋人踢屁股的時代。陳丕士死得很早,利用價值終結,今日也無人記得,所謂「西環」,當然也不會主辦一個陳丕士先生逝世幾周年的座談會。法律界的紅色接班人只有廖瑤珠。廖瑤珠與前港澳事務領導人廖承志有親戚關係,一樣根正苗紅,而且此女生得聰明伶俐,進香港大學讀英國文學。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剛結束,周恩來想找英國人接洽雙談,對英國鎮壓雙十暴動表示滿意。那時《大公報》的英文編輯劉芃如,也就是劉天蘭的父親,與香港大學英文系主任布蘭登接洽,帶着一個英國教授代表團訪問北京。廖瑤珠正是港大英文系布蘭登的學生。身為自己人,隨團出發,讓「黨」對她有一個考察機會,也讓廖瑤珠學習政治。果然,後來「廖大姐」出位,肥彭來了之後,有如鐵嘴雞一樣啄住不放。可惜,廖瑤珠不假天年,患了癌症,過早撒手塵寰。

這就是最早的「老愛國」精英人才。今日這些人早已不在。有人說今日泛民如果還有司徒華,不至於這種局面。同樣也可以說,今日的愛國建制派,如果還有費彝民和廖瑤珠,「六一八」的鬧劇也不會上演,更不會輸得這樣慘。

陳丕士、費彝民、廖瑤珠,都是受民國時代和英國殖民地精英教育的人才。但今日的「愛國建制派」,除了根正苗紅的本地「土共」,還加入了後來上船做大陸生意的港商代表。香港商人缺乏政治訓練,對中國政治不了解。老愛國去指揮他們,如果老愛國本身政治智商不高,商人又怎會超前?連曾鈺成主席也被踢爆在羣組中全無警惕意識,遙距指揮,爆出醜聞,曾主席據說是愛國陣營中最高智商的人,以後愛國建制派的前途實在堪憂。

更準確地說:香港實在沒有政治人才。一九八二年開始,浪費了三十多年。不是有足夠時間培養人才嗎?政治「人才」都到了哪裏?難怪一九九七年之後,新加坡超前香港,而且非常牙擦,宣判香港已經不入流。李光耀看得起的,只是英國總督,不是「港人治港」的一干香港中國人的「二打六」人士。李光耀是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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