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婉婷花了十年完成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紀錄母校的一班千禧世代女學生的成長史，男友羅啟銳擔任顧問。張婉婷拍攝時，沒想像中般順利，拍了三十多萬呎影像，剪第一稿更被羅導直指太悶，要從頭再來，最終由絕望變成順利過關。羅啟銳去年因病逝世，張婉婷很快便平伏心情，但原來生活上有很多細節，令她始料不及，就像對住一幅快要崩潰的牆。
張婉婷拍攝這部紀錄片，源於2011年，母校英華女校要原址重建，所有師生搬往深水埗一間臨時校舍，本來第六年會搬回新校，便有一批學生會見證舊校舍、臨時學校和新校舍，惜事與願遺，所有事情並非計劃中，新校舍於19年才完工，當時這批學生已畢業升上大學，「其實母校叫我做什麼都會做，未試過Say no，雖然今次拍不到這三個階段，但我都冇諗過放棄，不過有些學生會質疑我拍來做什麼？尤其當時她們讀中三，正值反叛期，老師跟我說不用怕，他們教了很多年中學，人人到了這個階段就會恩將仇報，當你殺父仇人，哈哈！副校長說要用上帝的愛去浸死她們，終有一日會百倍回報給我們。」
紀錄片中，主要拍攝六位中學生的成長經歷，由2011年開始，拍到2019年才完成，剪片更花了三年時間。片中，張婉婷會親自訪問學生，她笑言已訓練到很謙卑，因為有些學生會不理睬你，見到鏡頭會轉身奔走，「我會知道這些小朋友識你係老鼠，你拍的電影她們又未看過，所以要趁她們小息時，玩得很高興時拍攝，所以並非想像中順利。」不過她很欣賞學生們的直率，什麼也會說，後來她變成一個樹洞，聽她們的心底話，「她們已當我是一個死物，不太記得我的存在，這是拍記錄片最高境界，忘記了攝影師和導演存在，做返自己，大家都很自然。」
張導笑說當年在母校讀書，也會頑皮，每個年輕人都是反叛，一定對老師或家長不滿，以黑口黑面來表達，今次能夠見證她們成長中最關鍵的十年，覺得很榮幸，後來大家更成了朋友，被學生們起了花名叫「老頑童」，大家會一起吃飯和聊天。
羅啟銳導演去年因病逝世，作為他的另一半，很快平伏心情，相隔半個月，便應邀擔任「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頒獎嘉賓。羅導是今次紀錄片顧問，張婉婷說最困難是剪片，「我拍了三十幾萬呎影像，不知從何入手？我給他（羅啟銳）看第一稿時，他睇完暈了，太悶，死得啦！之後我再剪過，他亦有給予意見，初時都覺得幾絕望，但怎樣都好，我要剪好它。我將自己框框打破從頭再來，好似編織塊布咁，慢慢編，到最後他覺得可以過關。」
在羅導身上，張婉婷感覺他是個很注重細節的人，家中擺放什麼東西，也一清二楚，反而她會不記得，「他是很細膩的人，而我看的是大範圍和方向，所以我們加起來幾夾。」
自己要更新一下
羅導離開後，她說現在生活就苦了，以前他是家中財政部和採購部主管，所有錢都是他分配，「原來他有很多東西是自動轉帳，幾時要交？我不知道，原來世上有那麼多東西要俾錢，於是他過身後，我面臨很多難關。我收到很多信件，行車證到期、電費到期，但因為信用咭取消了，未能自動轉賬，還有商業登記、管理費、固網等等，全部到期冇人交。嘩！天呀！我每日帶住很驚嚇心情打開郵箱，然後信件都是說到期、續牌或改名，我是癲了！這是我始料不及，好像對住一幅快要崩潰的牆，這裏跌下來，我填補上去，那邊跌了，又要填補。我覺得自己要更新一下，我都就快到期了。這真的很慘，我做導演無問題，拍實驗電影都是自己做，但我無心機處理其他事情。」問她會否覺得以前很幸福？她笑說：「是的，我發現以前很多事是理所當然，不知有採購部，自己只負責飲食部。」
稍後，她會替政府拍一部電影《十個學醫的少年》，劇本已寫好了，她會繼續工作，「只是這段日子慘，其實我都很享受工作，平日的我已很休悠，經常去玩，如果不工作我有什麼做呢？我覺得人生趁自己仍有能力，繼續努力去做，拍我喜歡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