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版《小婦人》和以往任何一次搬上銀幕的最大差別是，片中二姊喬的際遇，反映創作對於女性，不只是抒情、言志的個人行為，卻是改變命運的契機，藉引發共鳴而進入男性主導的市場開始。
「小說」，通過出版傳播，當時由男性主導的出版社，決定哪些故事洛陽紙貴，另一些不見天日。在二○一九版以前的《小婦人》電影，每以喬的心血得以出版作結（粵語片版中，夢想（湘）成真，讓女主角夏萍抱在胸前的「書」，叫《我的家庭》），時移世易，圓夢不在興趣的滿足，而是志向受到認可。或作品要炙手可熱，才證明作者本人有價。
「價」所以重要，因為唯有作品賣錢，作者才能與在商言商的出版社在條件上攻守進退。又唯有作者叫價的本錢愈高，作品的「價值」才會愈大。這所反映的是，知彼是交換行情，知己是改變命運。
從來沒一位銀幕上的喬會像姬達嘉域導演的《小婦人》中的喬那般精明。電影的最後十來分鐘，一改以前版本的「奔向愛情」，改為把浪漫一幕用作與出版社老闆議價的「籌碼 」。「女主角必須覓得如意郎君，或死亡」，這是男性書商眼中的暢銷方程式，今天看多了韓劇的觀眾肯定會心微笑。
但嘉域「借今諷古」明顯不止為博君一粲，因為要把創作生涯中受到的忽視，輕視，歧視撥亂反正，即便距離《小婦人》出版已經一百五十年，女性要走的還不是康莊大道。
如果嘉域就是今天的喬，影壇是出版商，《小婦人》的票房儘管已證明「不用靠男觀眾買票進場也能大收賣座之效」，美國金球獎與英國電影學院獎均仍不以提名最佳導演來肯定導演的成績。有說今年男導演們的名氣與作品都太「強大」了，要跟他們同枱吃飯可以，要在獎項上分一杯羮，可能要等嘉域表現出與男導演分庭抗禮的「雄心」與「壯志」。
也就是說，嘉域的二○一九版《小婦人》容或在創意與市場效益上贏了一仗（千萬成本賺回過億收入），可是回到「遊戲規則」，例如，嘉域能否以「兒女情長」的題材獲「勝」，談判是務實，創作也不只是務虛。
片中最後喬與出版社老闆的「談生意」，因此便有依書直說之外的「改編」意義：女性的自身價值不在於創作人能有多少自決作品命運的能力—這方面從來不用置疑—更關鍵的，是在「怎樣用你看我的慣性目光，讓你看見不同於你以為認識的我」。「我」，就是活在很多很多人心底裏，有着無限潛能的自己。
從而換來出版商先生以「成交」象徵的「未來」。
把改編祝願成改變，姬達嘉域二○一九版《小婦人》如是立下同名小說搬上銀幕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