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台北放映復修版的《獨立時代》，是第一部我問楊太太彭鎧立女士可否搬上舞台的楊德昌電影。
與它邂逅是一九九四年的倫敦電影節，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楊德昌走那天又看了一次，三十年來已數不清結緣多少次，對於多麼藝高人膽大的楊德昌只有敬佩，因再沒看過有華語電影如此呈現現代華人的精神狀態：人人都處於緊繃的崩潰邊緣，就看那裏提供最後一根稻草。
那是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但片中每個人都是一開口便像一篇鋪文。
「沒有人瞭解我。」善良但被認定是虛偽的琪琪說。「我好寂寞。」純真但被認定是愚蠢的阿欽說。「我知道你想我回答你什麼。」固執但被認定是憨厚的小明說。「如果說到處都是真理，那些自以為自身是先知的人還有什麼理由可以繼續裝模作樣。如果我們不去規定出真理只有一個，怎麼會跑出這麼多假的呢？就是因為真假難分，才會有這麼多人對人的猜忌，人對人的誤會，彼此才會有這麼多不合理的期望。」庸人但被自己認定是智者的作家姐夫說。
精人？笨人？Winner？Loser？忠誠者？出賣者？生意人？藝術家？加害者？受害者？抑或，「世界大同」，「都是裝出來的」，沒有人不是wannabe？
情節中的「倫理」和「關係」都只是幌子，誰跟誰說誰的不是，也不是需要被理解的內容，該被聽見的到底會被聽見：抱怨，埋怨，和一觸即發的積怨。
明明是兒子，對着父親，卻是妻子對丈夫（他的母親）的口吻：「那些年我怎知道你在搞些什麼。」後者轉過身，對任勞任怨的姨太太只一句：「飯桶！沒事他（兒子）怎會來找我！」最後是姨太太在醫院才做好父親救不回來的心理準備，「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以後一定要玩得更開心，我才不要管人家怎麼講……」話音未落，醫生走進來告知父親沒事了，先是陣沉默，突然決堤般，姨太太嚎啕大哭起來。
是太歡喜？還是一場歡喜？
《獨立時代》的力度三十年不減，在於虛實並置，任各取所需。表面上滔滔不絕，但真章一出，卻不用片言隻字—姨太太哭出來的剎那，好比小孩來到世上，無盡甜酸苦辣在等着。
滋味的層次如此豐富，難怪全片零配樂，鏡頭也甚少切割，讓角色的一言一行記錄在一鏡直落裏，任由觀眾自行判斷。
不誇張，每次看《獨立時代》都是第一次看，因為總記不住一段段密不透風的自圓其說。然後，在一幕又一幕的不可置信裏，已被電影捲進反思模式，尷尬、失笑，然後眼角濕潤，最後流下淚來，既為戲外人，也是戲中人。 笑點淚點歷久不衰，實乃華人「喜劇」（悲劇化身）登頂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