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在集體回憶裏孰優孰劣，端看大眾口中誰是誰非，《顧媚回憶錄—從破曉到黃昏》中出現的方逸華，與《在邵逸夫身邊的那些年》的作者蔡瀾筆下的她，便是「兩副面貌，兩副心腸」。
讀蔡瀾寫方逸華，是服務機構裏的上級「方小姐」。書中第一篇文章已開宗明義：「我從小因家族關係，已認識了邵（逸夫）先生，後來自然而然地跟隨着他，在他身邊最少也有三十年。對於這個皇朝，我有講不完的故事」，三十多年「跟隨着他」，乃上班下班不足形容的賓主之情。
倒是「隨傳隨到」說明邵先生有多器重這隻左右手。「有一天，王羽忽然向鄒文懷提出：『我要做導演！』」二十五歲的小子能當大任？大老板平衡利害後肯首，電影《龍虎鬥》（一九七零）在韓國順利開拍，惟有要員不夠稱職，王羽點名要把駐日本辦事處的蔡瀾調去幫忙。
「Telex傳到東京，要我即刻動身，到機場去買票，其他一切都不必管了，我從辦公室衝到羽田搭飛機，連家裏養的一籠小鳥也無法照顧地飛到漢城。」不負所託，電影拍完最後一個鏡頭，「眾人歡天喜地回香港去，我拖着疲倦的身體到了東京，公寓中養的小鳥已經餓死。」
有云「捨命陪君子」，直至邵先生的「軟肋」—「上海人做生意，能省則省」—被開始進入邵氏的「方小姐」用作設立「採購組」的脊樑，「在維基百科中也有這種紀錄：『在一九七零年由於邵氏公司吝嗇的薪金制度，不滿而離職出走的人漸多』」，包括時任製作經理，後來創立「嘉禾」的鄒文懷。
年少氣盛的蔡瀾，既「跑去和『採購組』理論」，又眼睜睜李小龍、許冠文因片酬談不攏流向別人田。到後來「要買一個電燈泡也得先寫一張申請單，找到最便宜的，然後替你買回來」，讓見證邵氏日益壯大，又迅速衰敗的蔡瀾，寫下對政策始作俑者的深痛惡絕。
反觀顧媚筆下，私交與公事公辦，儼如兩個方逸華。「二零零零年，方逸華請她的妹妹將一大疊儲存了五十多年的剪報帶到溫哥華給我，全是她和我剛出道時（一九五三—一九八零年代）出席活動的剪報，約有二百篇，每頁都編了日期和編號。我的資料還佔了大部分。這些圖片很多連我自己也未見過，而方逸華竟然把我放在心上數十年之久……那時我們剛出道不久，大家一貧如洗，卻生活得樂趣無窮。有一次我們相約在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的五枝旗杆下見面，那天我遲了一個半小時才去赴約，她就站在五枝旗杆下等了一個半小時。後來方逸華常在我面前說起這樁舊事。『奇怪的是過了一個半鐘頭，赴約的人還會再去，等候的人又會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