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珍在《群星會》飾演歌女，插曲歌詞的主題—追求落地生根—「家」—的心聲。
三位女明星主演的《群星會》（一九七○），為什麼甄珍、左豔蓉都有戲，就是張琦玉沒有？
因為，她的角色在片中沒有「家庭」。
翻開《龔弘：中影十年暨圖文資料彙編》（張靚蓓著），寫到《群星會》有以下一段：「李行說：孟瑤小說《飛燕去來》中描寫歌女的內容，我用了，再加上蒐集來的歌星故事，包括姚蘇蓉嫁給空軍士官受虐的情節。左豔蓉就演姚蘇蓉，崔福生演她先生，社會新聞事件搬上銀幕炒熱話題⋯⋯」張靚蓓後來補充，《群星會》七月三十日暑假檔上片，大賣。
那年代，台灣電影在我輩（小）影迷眼中，就是「正氣」的代表。看《群星會》，並沒有看出左豔蓉的角色被丈夫虐待，只看到老夫少妻。現在重看，一樣不會因為李行導演的解說而把真人真事與戲劇情節扣在一起，反而是把崔福生飾演的「外省人」與甄珍的「民國風老父」（韓甦）看成是時代縮影。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到了台灣，二十年轉瞬過去，上一代的男人如父輩仍然未能適應新環境，他們的迷茫，對比社會發展步伐的不等人，成了與新一代在情感交流上的障礙。
「外省人」名為女歌星的丈夫，實則二人的結合是某種「造物弄人」。崔福生在彌留的左豔蓉牀邊先向眾人自辯：「我不是虐待她，我是真心誠意的待她，可是她不聽我的，開頭還好，後來愈來愈不像話，她不理我，不見我，也不回家，連小孩都不管，她也沒辦法管，沒有時間管⋯⋯」再向他口中沒有盡責任的妻哭着告白：「你要離開我，我答應你就是，我知道我又老又醜，配不上你，可是我是真心真意的對你⋯⋯」連他向她求索的離婚費，其實都存在銀行裏，當他要把妻拚命賺來的六十萬還給她，金錢和自由對她都已再無意義—從通俗劇角度來看（張靚蓓：一九六九年，李行因票房壓力，改走通俗路線。）這一幕固然賺人熱淚，但它所折射的時代面貌，何嘗不也引人深思？
甄珍的「家庭」，則是相同處境的另一章。身為家中經濟支柱。老父在家習字、讀書、哼曲、養雀，被嫻淑的太太（優雅的女演員明格）無微不至的服侍，而他卻把晚晚深夜從歌廳下班的女兒當成是下午從學校回來的小學生，時間對於過着遺少式生活的這位父親明顯早就停頓，這個角色上的設計，不能不使觀眾如我想到，到底是劇情所需，還是有所隱喻？
過去都是屬於男人的。第三個例子，又牽扯到第三個家庭。那是甄珍男友王戎對出走母親的愛恨情結。或可說，是對獨立女性的又愛、又恨、又怕。
王戎把對母親的怨恨投射在以賣唱謀生的女友甄珍身上，令甄珍飽受委屈，幸得歌唱老師安慰。
當甄珍的歌唱老師發現學生的情人是自己的兒子，通俗劇式的結尾，便是脆弱的兒子哭倒在母親面前。
王戎的母親也是歌女，聽那把他撫養成人的叔父（曹健）說來，他的父親因被母親拋棄鬱鬱而終。這個安排，恍如崔福生左豔蓉的性別逆轉版。不同之處，在於死了的歌女是遺憾，在生的歌女是誤會，王戎不止不能諒解母親的苦衷，還把對她的怨恨，投射在以賣唱謀生的女友甄珍身上。戲劇性的爆發，在於破碎家庭的大團圓，當甄珍的歌唱老師發現學生的情人是自己的兒子，通俗劇式的結尾，便是脆弱的兒子哭倒在母親面前。這些男人的眼淚最大的功效，除了冰釋前嫌，也帶來新的希望：「家庭」，終於由命運自決的新一代來定義。
《群星會》插曲十二首，不論歌詞中的是「夢樣的幸福」、「霧樣的愛情」、「要把沙漠變綠洲生花朵」，還有「誰是種花的人」，貫穿它們的主題，到底是「不再漂泊，不再寂寞」，追求落地生根—「家」—的心聲。